早年丧父，家境贫寒，19岁时被溥仪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此后20年（1937—1957），均在溥仪身边。1950年溥仪等伪满战犯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时，溥仪误以为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毓嵒做他的承继人。[85]由于有这段履历，毓嵒在“免予起诉”获释回京后，经常受到审查、歧视，后被安置在天堂河劳改农场，当农业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毓嵒首当其冲成了“横扫”的对象。其妻受株连，在街道上“补花”的活儿也被停止，子女成了“狗崽子”。1969年，毓嵒被划为“敌我矛盾”，押送到山西长治某农场，妻子被强制遣送京郊农村“安家落户”。[86]直到十年动乱结束，毓嵒一家才重新团聚。毓嵒自幼随溥修学书法，善正楷，1980年退休后，泼墨挥毫，乐此不疲。

“文化大革命”中，溥仪家族成员，大多数受到猛烈冲击。有的家被抄，有的横遭批斗，有的被重新关进劳改队。溥僩夫妇在惨遭红卫兵毒打、凌辱后，双双自杀身亡，载涛妻子金笑兰在“红色恐怖”的高潮中惊恐万状，最后用菜刀砍断了臂上动脉血管，自戕了性命。但这并不是溥仪一个家族的劫难，当上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千百万普通群众，都成为红色祭坛上的牺牲品时，溥仪家族的人们又怎么能指望会是另一种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局在清算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溥仪及其族人也重新落实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