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物象”，即物之“形象”，它是“意象”产生的基础。刘勰认为，唯有“物象”与创作主体神思遇合之，即“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意象”生成才成为可能。(15)若以书籍作品而论，这里所说的“物象”本身是由语言文字所生成的。此种文字“物象”并非直接取之于现实世界的“对象”，而是由眼前作品文字唤起主体前期已有的“情感”与“理性”(16)的储备，经由大脑意识的“想象性生成”，才能成为进一步创作时可供调用的材料，成为文学创作“意象”的源头。而文学的“意象”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形象，它指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那些蕴含着特定意念而让读者“得之言外”的艺术形象。如此一来，就构成了意象组成的一种尴尬，一方面意象构取于现实的物象，然而由于文字的传承作用，古诗词的许多“意象”逐渐成为“文字对文字”的传承与借用，而与原初的“物象”有了距离，原来诗人构造某个意象所蕴含的具体与鲜活，也因为这样的意识和文字的传承而不再鲜活。于是，甚至有些诗人根本就对边塞沙漠没有任何感觉，也能借助前人的描述与文本传承，写出绝世之作，这当然也有赖于其他意象的相互支撑与和谐构成。意象与物象的距离愈发远了，而与概念的距离愈发近了，但是“意象”毕竟成不了概念，它们只能成为“典故”或“成语”的形式化入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