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集中出现在社会动荡的五代时期？其中原因，我以为首先是人们对于印刷的“革命性应用意识”，经过中、晚唐的历史过渡与沉淀，最终在五代时得以“历史觉悟”的必然结果。其二是当时社会或个人（世界、作者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传播有了更迫切的需求，而凭借传统抄写方式已无法全部满足当时社会与个人的双重需要，由此催生了文学作品的雕印售卖，这也就造成了所谓“雕版印刷技术在初唐时期虽已产生、应用，但大量用于诗文作品的印刷已是宋代以后的事。”(6)相关论述我们在《引论》中已有涉及，此不赘言。

在晚唐五代的诸多印刷事实中，尤其值得关注和凝一例。和凝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文臣，先后仕于后晋、后唐等朝，曾官居宰相之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得不戒之乎？”(7)

关于曲子词，任半塘先生考证，“依据历史肯定唐、五代342年间的歌辞乃曲子和大曲二体”，而曲子词并不是指赵宋词业的“词”。总体而言，宋词起源于唐曲子，唐曲子创始于隋燕乐。此外，“‘曲子’不但名目和‘词’不同，连性质上二者也迥别；曲子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由于唐曲子词的曲牌名目广泛出现在唐、五代民间书手笔下，有较强的民间性”(8)。所以，像和凝这样一位精通曲子的文人，一旦做了宰相高官，出于名声考虑，他便专门“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而，即便是这样，和凝的名声还是被艳词玷了清白，终得了“曲子相公”的雅号。名声已被艳词玷了清白，就免不了要以雅言作品的有效传播来补还。因此，或是考虑个人“声誉”，以及“讳其名，又欲后人知”(9)的缘故，和凝敏锐地发现了书籍版印对于“立言流芳”的好处。在和凝版印文集的同时，天福五年（940），后晋石敬瑭喜好《道德经》，曾命道士张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旧五代史》卷79）此外，据宋刻本《颜氏家训》所附沈揆《跋》云，《颜氏家训》流传至南宋，除了蜀本、闽本，还曾有过“五代和凝本”(10)。由此可证，和凝当年雕印文集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参与多项雕印活动中的一项。由于和凝乃是五代文人版印个人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所以备受学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