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臣与张昭等所撰《唐史》，祗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

赵莹有此建议，盖因当时形势险恶，导致“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谬”的缘故（《新五代史》卷38）。为了避免史实、故事的散亡，他提出了官方购求、民间征集和进纳等保存史料的具体措施。这些记载说明，一方面即便处于乱世，有识之士对书籍保存仍然相当重视；另一方面，五代的混乱形势也为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预留出了空间。

五代史家之所以有书籍收藏、保存之忧，盖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的关系，国家和私人所聚集的书籍皆有可能因战争的胜负，而随同国家或个人的命运一道流转散亡。譬如，当年嗜书如命的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就因为战败，导致多年所聚的数千卷书籍，落入后梁皇帝朱温的手中。(13)《旧五代史》（卷3）载：“（开平元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梁太祖）阅其图书，至是命师厚进焉。”(14)而我们熟悉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在城陷之时，将宫中书籍万卷尽皆焚毁。据宋马令《马氏南唐书》（卷5）记载，南唐“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国主（李煜）尝谓所幸宝仪黄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文籍尽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