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借书艰难的情况下，毋昭裔自然想到利用雕版印刷来积累和传播图书。由于当时有较成熟的刷印技术保证，五代时某人因借书艰难而利用版印大量复制书籍的史实，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事实上，在相关史实中，我们的确看到五代时期某些国家或个人都觉悟到了雕版印刷的重要作用。据记载，吴越国僧人延寿就曾刻印佛经六十八万二千卷，以此弘扬佛理。而五代名臣和凝自己也刻印诗集，广为传播。《旧五代史》（卷127）载：“（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19)后唐平定前蜀之时，唐明宗李嗣源虽无甚文化，然而他同样也看到了雕版印刷的好处。旋即，唐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毋昭裔的制作方式，刊板于国子监，这才有了监中刻书的肇始（《挥麈录余话》卷2）。

五代时期，战事频繁，造成国家经费用度严重不足。其体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即使是国子监这样的官办学校也时常陷入困境。由此，客观上造成书籍制作要以时间或成本计算，无法继续沿用过去手写、碑刻、传抄的老路子，而必须采用更为经济、便捷的方法来维持官方文化教育对于书籍的需求。《旧五代史》（卷41）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