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统纪》卷43）雍熙二年，又诏：“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译者，悉馆于传法院。”译经院以国家之力，集中了天竺高僧天息灾、法天、施护等大量优秀的佛经翻译人才，正可纠补《大藏经》中的错漏。

为了搜集更多民间藏经送至传法院，天息灾等人言说：“陕西诸路□有道俗收藏梵经，乞下寻访以资翻译。诏从之。”据说，当时因“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86)。故以当时情状，蜀雕《大藏经》印板正适宜运回京城传法院，以备校译、刊出。自此，传法院开始作为北宋官方主持翻译、雕印、流通佛经的总机构，《大藏经》在那里得以校译、纠谬和补正，并且以其高质量得以不断印刷，流传天下。

江南的墨

除纸张以外，与印刷相关，五代时期制墨业的发展，南方也要领先一步。我们知道除品质优良的纸张以外，五代时南唐还出产著名的李廷珪墨。《文房四谱》（卷5）也论及江南书写用墨，其文曰：“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盖胶败而墨调也。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踰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又，《铁围山丛谈》（卷5）载：“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题其上，更且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谟（蔡襄）时觉大臣意叹有不足色，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为贵，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转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将分道，君谟于马上始长揖曰：‘还知廷珪是李超儿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