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五两之制，亦遇湿不败。后传谷醉饮郊外，经日不归。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体背柔软，疑其解化也。”黄庭坚说：“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当时皆用歙州贡墨，墨本赐群臣。今都下用钱万二千，便可募得。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辉有余而不甚黟黑。”（《新安志》）按黄庭坚的说法，到了北宋元祐中，人们喜用歙州墨之名称已经由“李廷珪墨”悄然变成了“潘谷墨”。同样，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也回忆道，当年在北宋东京相国寺万姓交易场，“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苏东坡更有诗云：“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研。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苏文忠潘墨诗帖》）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李廷珪墨不再产出，逐渐淡出市场，而潘谷墨此时却成了产墨大户。

据说，大概在宋哲宗时，潘谷即在开封制墨，并且声名远扬。开封因此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制墨中心。当时，此处曾出现了多位制墨名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载：“崇宁已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珪、弟（关）镇、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北宋大观年间，北方还有名为张滋的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大观初，时内相彦博、许八座光凝共荐之于朝廷，命造墨入官库。……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90)这也说明，国家统一后，南北制墨技术得到了交流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