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敷演有《通释五音》，凡十卷，贻诸同志云。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

徐铉在《上说文解字表》一文中，认为校定《说文解字》，可以“振发人文，兴崇古道，考遗编于鲁壁，缉蠹简于羽陵，载穆皇风，允符昌运。……以为经籍既正，宪章具明，非文字无以见圣人之心，非篆籀无以究文字之义”（《说文解字》卷15下）。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徐铉认为，校勘经籍、字书是昌明圣人之道的第一步。故其《重修说文序》又云：“……奉诏校定许慎《说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万六百余字，圣人之旨盖云备矣。……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骑省集》卷23）

随后，徐铉《韵谱后序》又载：“初，《韵谱》既成，广求余本，孜孜雠校，颇有刊正。今复承诏，校定《说文》，更与诸儒，精加研核，又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补益。……”书籍校正之后，紧接下来就是将校正的经籍、字书等付之板梓。由于宋代文化复兴事业的需要，徐铉在《韵谱后序》明确提出了板印书籍的好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