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来自后蜀的刻工师傅。钱存训说：“假定每卷书平均需雕版15块，每部大藏需雕版约6万至8万块。因此在雕印过程中必须募集书手、刻工、印工等各种技术湛熟的工人。”(139)

根据这样的推算，蜀地的刻工通过刻印《大藏经》，有可能带起了一批可能比他们本身数量还要多得多的徒弟。假若徒弟之后十几年间，还有人不断加入《大藏经》雕板工作，那么整个工程完成后，蜀地应培养出比原来多好几倍技术熟练的刻工。这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蜀地印刷技术的传播和演进。以这些刻工们都能刻板30年计算，那么在北宋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蜀地书籍印刷的数量和质量将是十分可观的。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一书中，对于宋初《大藏经》的刻印也谈道：“赵宋政权除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外，并利用信仰佛教的心理，刻印佛经以笼络人心。”又说：“宋初在四川大规模刻印佛经，积累了刻印经验，培养了大批刻印工匠，使四川的雕刻印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刻书中心之一。”(140)由于宋朝多为“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的专业刻工，所以某些刻工以谋生为要，并不局限在原籍镂版，往往被请到外路刻书。王国维在《宋抚州本〈周易〉跋》一文中，也考证当时蜀人刻工闻名于天下，有蜀人刻工“邹郁”等流寓江右者。(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