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需要被雕印，最终拍板的人还是皇帝。然而在议论商讨过程中，识见大臣的意见却是不容忽视的。《长编》（卷60）载：

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

这段记载有另一种说法，即“善恶之类”的话非真宗所言，乃是当时宰相所说的。真宗皇帝乃是采纳了宰相的意见，才决定刊刻此书。据宋朱子《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4）记载：“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上以语宰相。公（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上然之，命刊刻。(147)可见，毕士安所云的乃是两晋事，非三国事耳。《长编》（卷56）记载，景德元年七月，“诏以崇文院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宗室。上曰：‘昨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参知政事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上深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