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等又有较高要求。图书太过集中，对于图书的保存反而不利。如果在国家末世或战乱时期，国家所藏图书倒更容易遭到破坏或散失。因此，对真正爱书之人来说，仕途与金钱并不一定能打动其心。唯有图书本身得到尊重和保护，才能换取藏书者的心。宋太宗的借书缮写政策恰好迎合了藏书家的心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原书可以保全，藏书者还可因此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总之，由于政策得当，宋太宗时期的三馆书籍积累已达到相当程度。据史载，太宗即位之时，筹建崇文院，藏尽三馆之书。(20)至太平兴国二年，三馆之书“参以旧书为六库”，计有八万卷。(21)此后，真宗又继承和延续了太宗的献书政策。咸平四年十月甲子，真宗皇帝再次颁《访遗书诏》。诏曰：“国家大崇儒馆，博访艺文。虽及购求，尚多亡逸。特降恩制，用广搜延。应中外官及民庶家，有馆阁所少书籍，并令进纳，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已上，当量材录用。”（《宋大诏令集》卷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