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佰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以上事例至少说明北宋一直以来对书籍雕印有所限制，而欧阳修上呈札子的原因则是感到禁印令还不够严格，所以请求朝廷进一步规范雕印，将议论时政、非后学所需的诗文典籍一并列入禁印之列。

北宋王珪曾有《华阳集》六十卷，其集最后由其子王仲修依诏表进，刊刻传世。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下）载：“大观二年（1108），诏故相岐国王公之家以文集来上，其子朝散大夫、管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上护军仲修等表进之，许光凝为之序。”许光凝在《华阳集序》中云：“家集既奏御，且镂板以传世。”这个事例说明，元祐党禁以及有关个人文集中触及时政、奏议等因素，北宋官方一直以来对于文人臣子的私人文集诗集均有严格的控制。据记载，党祸之后，唐庚由岭南贬谪回归京师后，有人尝请其刊刻流传其所著文章。时唐庚心有余悸地答道：“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谤。可一览而足，何必丐而去也？”(93)而王仲修出版其父王珪的集子则是在得到了皇帝的首肯之后方能刊行，故许光凝序言说：“家集既已奏御，且镂板以传世。”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刻书禁令，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