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此语何意?按程颐的看法,“治经”的确是实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治经”要方法得当。所谓方法得当,即是“自至理便推于事”。意思是要从经书中发现其理(道理)而推及于事(实际问题)。因为“道”,本来就在经书之中,只是有人可见,有人看不见而已,重要的是自己要极力穷究,自见其理。这个说法后来被朱熹推衍为“格物致知”。苏、程二人的对话恰可说明,经籍在北宋的传播甚广,使相关学问在当时得到很大的提升,所谓“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二程等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典籍普及程度,跳出了“典籍中心主义”的窠臼,从经籍中见他人所未见,得他人所未得,脱颖而出,成为北宋一代儒学大师。总之,北宋由于印本经籍的普及,科举制的要求,使北宋士人多有机会和条件得以广泛研习经籍。
《石林燕语》(卷8)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在这样的科考经学阅读体制之下,北宋官方有如邢昺、欧阳修、司马光等饱学之臣,民间则出现了二程、张载、邵雍等鸿儒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