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而不追求逻辑上的同一性，为断章取义地使用经典提供了方便。借用古代“概念”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着力对概念进行辨析。典籍中的名篇多得益于修辞效果，而非内在理路。如此种种，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中国古代累积了浩瀚的典籍，却无解决实际事务的有效办法，对于世界之认识仍停留在维柯所谓“诗性智能”阶段。因为，对古代典籍的考释往往不能将思维引向现实，反而增强了典籍的唯一合法性。当然从原则上讲，围绕着注经，也可发表个人的见解，也可表达出新意，甚至可以借题发挥，离经叛道。但由于以经典为中心，采用注疏或类似注疏的方式（非专论专著），在形式上承认了典籍的权威，而对儒家经典而言，就是承认其绝对的权威。虽有新意，也多被化为无形。更何况所谓“新意”，不过偶一为之，且为只言片语，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仅当后人仔细查验时，才会注意到。

基于上述论述，我以为北宋儒典经籍的大量刊刻印刷与传播，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不仅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深刻的。

首先，从文学的源头来说，向来古代文人均普遍认可文学源于《五经》之说。颜之推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氏家训》卷4）。就连宋人在总结作文方法时，也说：“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笔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传，为斟酌《六经》，放易象论，然则文章自《六经》出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传，而时自为变态。刘梦得与柳子厚论《平淮西碑》云：‘若在我乎，当学《左传》。’盖欲如左氏叙谋帅事而为之也。不知所法，不足以名文章。”(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