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们很快看重了印刷术的技术优势，意图通过大量板印古文，传播推广古文观念。这显然是个人文学主张来推动、影响书籍刊刻，以期达到转变社会文学审美好尚之目的。

柳开、穆修等人改革古文的努力失败，除了他们个人创作成就不大、地位不高，没有影响力之外，我们还需看到，当时的社会好尚和文学审美取向不重古文，穆修等人欲强行以个人审美取向扭转社会文学审美好尚，所以不能成功。社会好尚和文学喜好到了欧阳修等人生活的时期，情况有了变化。因为时文流行已有多年，如今时代变了，人也变了。社会普遍对当时的所谓“时文”开始厌倦，迫切需要改变陈旧的文学样式以适应士风的审美转向。欧阳修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故有学者认为：“‘时文’在当时之所以流行，除了在形式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之外，还在于其后蕴藏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目的，联系着一个万丈仰瞻的理想。……仁宗景佑初年以后，石介等人深以西昆体之穷妍极态为病，认为它有伤圣人之道，大力提倡柳开等人倡导的古文，在文坛上掀起一股反对西昆骄文的浪潮。”(7)其实，这也只是公论，我们要关注的是“时文”对于当时文人在“形式上有审美意义”。对于西昆流行所造成的审美影响，杨亿自己也称其为“雕章丽句，脍炙人口”（《西昆酬唱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