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古文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古文家排佛的声势浩大，石介写了著名的《怪说》三篇，猛烈攻击佛教。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一般学子及士大夫都不敢提佛了。欧阳修这时也已登上文坛，他的古文理论，同样主张排佛。”(86)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见契嵩呢？欧阳修见契嵩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契嵩的文章“学赡道明”。“学赡道明”又是什么？我认为，它不是对宗教或文章骈体的赞美，而更近似于对契嵩文章“言之有物”，“道胜者文不难自至”的赞赏。这与欧阳修对于优秀古文的评价如出一辙。由此，将上述记载结合仁宗皇帝至和元年诏欧阳修回京修唐史，以及嘉祐二年委任欧阳修知贡举的举措，我们可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欧阳修见契嵩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契嵩对“佛道”（理想）的明确执著，而其文章又能将“道”与“文”较好结合。由此可知，欧阳修当年“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名声，乃是北宋古文革新领袖的名声。

我们看到，从庆历八年转官到嘉祐二年知贡举，朝廷对欧阳修一系列的提拔举措，皆不是因为欧阳修政绩出众造成的。(87)尽管有人说欧阳修在滁州、扬州推行“宽简无为”的治理，就是他最好的政绩。苏辙也称赞欧阳修当年的治理措施是“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88)，然而我依然认为这并不是欧阳修什么出色的政绩。而据《欧阳修年谱》记载，庆历六年（1046）欧公贬滁州不久，即在滁州丰山上建丰乐亭。琅琊山上建醉翁亭，并自号“醉翁”。同时也创作了著名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