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以当时欧阳修、蔡襄的低微官职,相信其诗出名不是因为他们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两人的忠直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其影响的播散却完全归功于当时《四贤一不肖诗》印本在京城的广泛售卖与传播。,x/l.l¨w.x^.+c~o+m.
北宋东京城内民间坊刻的兴盛,此前我们已经有所描述。其中有一件事可以佐证欧阳修贬滁期间,其诗歌文章印本也极有可能在京城传播。《长编》(卷179)载:“至和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对于这段记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至和二年”这个时间,其次要关注《宋贤文集》的印本。
从庆历七年(1047)到至和二年(1055),时间相距不过七八年的时间,而欧阳修在这段时间内的仕途履历,以“至和二年五月”的时间和“雕布《宋贤文集》”的相互关系考察,至少说明在至和二年前,京城坊间早有将北宋当时有名文臣的文章编纂结集,并且在市面上大量印刷、刊布售卖的情况。~5¨2,s′h?u.c*h,e^n¨g`.+c`o′m¨所谓《宋贤文集》,尽管我们现在无法见到其中究竟有哪些人的文章,但可以肯定它们应是从北宋建国初期到至和二年以前宋代文臣的文章。(92)欧阳修描述《宋贤文集》里面有文臣“议论时政得失”的文字,那么,至和二年以前究竟有哪些“议论时政”的文字呢?
翻看《长编》、《续资治通鉴》、《宋史》,可以看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张方平、余靖、欧阳修、石介等人就国家边防、强兵、科举选人等问题发表过许多议论,而这些庆历年间“时政议论”产生的时间又是如此接近于至和二年,有关国家政治议论的保密时效尚未完全消失,这与欧阳修“恐传之四夷不便”的担心相符合。所幸的是,至和二年欧阳修所撰《论雕印文字札子》至今仍然可见。其札子详载曰: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躌?4¨看¨书\ /免+废`跃′黩*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二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93)
按欧阳修所云,二十卷《宋贤文集》的首篇即是富弼的时政论文,又“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那么,我们可以推定这二十卷的《宋贤文集》之中定然不止富弼一人,还应包括有庆历其他文臣的“时政议论”文章,而欧阳修当时又有“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文名,或许可以肯定此本《宋贤文集》应该有欧阳修本人的文章在内。欧阳修的文章名篇,脱不了就是《上高司谏书》、《朋党论》、《醉翁亭记》等文章。以此推测,欧阳修的古文作品在当时坊间应该有较多的印本售卖才是。
从北宋民间曾经大量印刷《宋贤文集》的事例,也可看出北宋古文理念的确立和传播绝不仅仅是欧阳修凭一己之力推动的结果。应该看到,北宋古文理念的传播的背后有一个或有意或无意致力古文作品创作和推广的传播群体存在。有意识的群体就是柳开、王禹偁、范仲淹、尹洙、石介,直至欧阳修、雷简夫、张方平等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从治国守道的利益出发,大力提倡国人以切合实用的新型古文来抒情写意。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民间的大量印刷出于商业的目的,又在无意中起到了加速推动北宋古文(理念)书籍文本传播的作用。
北宋的古文理念就是这样随着官员的贬谪迁移,士子文人的流走迁徙,随着时事的变化和人世的浮沉,在北宋文人士大夫以及坊间商贾的共同努力之下,完成了它附载于印本书籍的传播和接受。
二、北宋印本传播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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