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曰：“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

按照相关历史记载及《苏辙年谱》，苏辙北使辽国的时间是在元祐四年（1089）。这说明，至少在北宋元祐四年以前，北宋民间已有苏轼印本书籍传入辽国。另外，又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据《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卷200）记载，张芸叟奉使辽国的时间“皇朝元祐甲戌春”。如果记载属实，那么甲戌指的是农历年，那么这一年指的是元祐九年春（1094）。而按公历计算这一年五月以后改年号称为绍圣元年。那么，张芸叟在辽国见到《大苏小集》时，至少说明苏轼的诗集在元祐九年以前就有了。而与苏辙所见不同的是，这种名为《大苏小集》的书籍却是辽国自己坊间刊刻的。

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因“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涉及苏轼杭、密、徐、湖四州的诗文，其中主要是通判杭州和知密州时的诗文。这些诗文惹出祸端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时民间广泛传播苏轼所著的一本名为《钱塘集》的印本书。苏轼的对头们从中发现了可以用作攻击苏轼的证据。据曾枣庄考证，此本名为《钱塘集》的书“编于元丰初，熙宁年间可能还有人印行过”。《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札子》也证实说：“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世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世者进呈。”而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中又说他“从来不曾编次”过自己的诗文（《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非别集，而带总集性质）。很明显，《眉山集》、《钱塘集》都是他人，尤其是民间坊刻自己编次，镂版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