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简单说明一下，正如我们从外来的世界宗教—佛教在进入日本以后，与供奉神灵的活动长期共存的典型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的文化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传统的古老文化并没有随着外来的或者国内创造的新文化的发展而消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相互融合并共存下来。/武¨4,墈-书? ￠嶵^歆′蟑*踕?哽-辛′快¨就像前面提到的，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日本，在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深度方面受到很大局限。日本人总是很热心地吸收先进的海外文化，并且发挥出同化高度发达的外国文化的超强能力，通常外来文化的影响力并没有达到深刻而广泛的程度，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现实生活，传统文化自始至终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点。由于大海这一自然屏障，日本人只是通过往来于海上的少数人群来接受海外文化，与海外民族并没有大范围的接触（这一点与二十世纪后半叶交通便利让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变得十分容易的情形迥然不同），并且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的生产技术，并未彻底摆脱弥生文化时代的落后状况，农村共同体的生活模式没有经过根本性变革而存续了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说，上述的这些条件便是日本文化的传统内容得以广泛而持续传承的基础。_0,0\暁￠税\蛧^ `免~费!越.读*

这些暂且不论，在理性精神世界高度发达的近代，民族宗教的巫术尚且广泛留存，那么在理性精神并不发达的古代，宗教主宰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这样说，古代初期的文化中，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歌舞音乐，乃至政治和经济，几乎不存在与宗教仪式无关的内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政治上的权力建立在从事神职工作能力的基础上。在古代，交换剩余产品的商业性场所—“集市”与神社的祭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集市，同时又是举行集体歌舞即“歌垣”“嬥歌”[5]的场所。借助语言施展咒符之力的祝词、寿词自不待言，民间传说以及歌谣等也都是广义上的宗教文艺。在后世作为艺术形成了独自文化形态并达到很高水准的和歌、物语、猿乐能、人偶净琉璃等，均诞生于与民族宗教有关的活动。

法官在审案中还使用称为“探汤”的巫术手段，即让证人将手伸入开水中用以证明证词的真实性。?j_w￠x*s?.^o￠r*g^“袚”除了在宗教意义上是除去污秽的巫术之外，也是没收罪犯财产的刑法。本居宣长说，“罪”不仅指人的恶行，还包括病患等灾祸，以及肮脏、丑恶之事等内容，一切为人所憎恶的事情都是“罪”。这一认识与前面提到的对神的解释，是宣长十分准确把握了古代思想特征的一个例证。正如宣长所指出的，在古代社会中，从刑事犯罪到自然灾害，它们与宗教上的“污秽”一起全都包含在了“罪”的观念中，应该说“袚”所包含的多义性功能恰恰对应了这样的“罪”的观念。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传说

我在前面提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及其他完成于八世纪前后的文献是反映民族宗教较为古老面貌的重要史料，它们同时也是日本人自身记录日本社会、历史、思想等最古老的书籍，堪称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过，这类书籍的性质极其复杂，经常会出现错误的理解，在此我想稍许谈论一下它们的性质。

《古事记》于712年（和铜五年）、《日本书纪》于720年（养老四年）分别由太安万侣和舍人亲王等人完成。但是，无论它们中的哪一部，都不是太安万侣或舍人亲王新创作的，而是对称之为《帝纪》《旧辞》等自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加以整理、修改加工后编成的书籍。因此，尽管最新的部分中有八世纪写的内容，但基本上还是依据八世纪前某个时期汇集的原始资料来完成的。

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很多部分出自大化革新以前，即大约成立于六世纪初的文献，如果去除七和八世纪的润色和增补的话，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氏姓社会的产物。其中，更古老的部分无疑还包括五世纪以前流传下来的内容。在贯穿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各个历史阶段的元素不断相互交集，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单纯的某一个时期的文献。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采用的是史书体裁，即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历代天皇的系谱以及历史事件，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