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人；13373条出任刺史的资料，共8818人；15871条方镇资料，共8178人。至于《登科记考补正》，笔者执笔之时仍在处理中，但已为5603条唐代登科资料进行电子化，共4520人。以上几组人群有所重叠，所以项目组处理时必须对同名人物进行甄别，做法与上述类似。由于这些九卿、刺史、方镇和科举士人的资料是系统的，它们成为CBDB数据之后，学者可以用来全面地研究唐代官员和士人群体、官职迁转、制度运作等。例如，我们在过去无法准确并迅速为这样的问题找到答案：曾任刺史者有多少人曾担任九卿官职？不过，当CBDB录入这批资料之后，学者可以运用CBDB的数据迅速得出建立在海量资料上的计算结果——如果按照上述参考书的辑录，8818位刺史中有258位曾任职九卿。[13]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答案如不使用数据库辅助，绝对无法立刻得出，必须经年累月、耗费大量精力。

除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我们处理的另一部索引是《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14]此工具书涵盖唐五代诗人的交往诗作，将每个人所作的交往诗进行交叉比对，再以姓氏排序。由于这些交往诗都是在特定场合中写成的，又有具体的交流对象，所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材料。我们的取材是根据《全唐诗》和多种拾遗作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列明唐五代人的交往关系。索引分为两类，A类为作者与其他人交往或提及别人的诗；B类为其他人与该作者交往或提及这位作者的诗。用社会网络研究的眼光看，这种编排方式记载的其实是一个诗人的个体社会网络（ego work），而且是有方向性的（directed）。A类资料的每一条都是该诗人对其他人的关系，B类则记载了其他人对该诗人的关系。在CBDB系统中，这一类“社会关系”会归入“著述关系”（Writings）一类下面的“应酬文字”中。在整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索引的编者还考证了大量人名的历史情况，例如各种只提到诗人的姓氏、官名和号的诗题究竟指的是什么人物，为我们了解唐代诗人做了很大贡献。《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将为CBDB提供25978条社会关系数据，对研究唐五代士人交往、诗歌创作、文人群体等课题都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