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祠（祀王开祖以下29人）、名宦祠（祀王羲之以下21人）、章恭毅公祠（祀明人章纶）、节妇祠5种；瑞安县42种祠庙中，明代新建的有忠贞祠（祀明人卓敬）与止斋祠（祀宋人陈傅良）2种，应该是入明以后出现的有祭祀祖先的忠烈武义庙（祀叶一源）[5]与吴谏议庙（祀吴畦）2种，[6]其余永嘉县60种、瑞安县38种可能均在明代以前已经出现，这也可能是目前所知可以复原的规模最大的宋元县级祠庙体系。

从社会史的角度讲，有明显局限性的复原宋元地方祠庙体系意义何在？宋明之际官府与民间的祠庙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观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商业发展趋势未必是讨论祠庙问题的合适话题。作为民间社会组织形式的祠庙研究是明清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类型之一，有限的资料决定了围绕宋元祠庙不适合开展类似的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经验确认了祠庙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某种对应关系。在这种观念下，如果发现宋元时期地方民间祠庙的样貌远比明清时代更为丰富多彩，即使依赖少量资料也应该想象这背后更为自由活动的民间组织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讲，类似郑振满构建的地方社会组织重心由佛寺经宗族到神庙的趋势或许值得稍做修正。[7]无疑，三种社会组织形态应该是在长期共存的前提下此消彼长而非相互取代，而自宋元到明清祠庙社会演变的主要特色或许并不是逐渐兴起、不断发展，而是在经历了兴盛之后在官府的压力下不断调整却仍然延绵不绝的过程。如果这样的推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那么通过呈现宋元时期地方祠庙而想象当时民间组织多姿形态的努力，即使面临着间接、残缺与含糊等明显的局限性，也仍然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