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赦所不免”，其中十次不赦，四十六次格外开恩，“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40]。正因为皇帝具有赦除常赦所不免者的权力，而且常赦也被纳入律令体系，“常赦所不免”就成为互相矛盾的条文，一方面具有限制皇权的意味，同时又含有皇权至上的一面。律令制度规定的常赦，给至高无上的皇权留出了行使空间[41]。即如一方面唐代政务文书的运行都必须遵循《公式令》的规定，皇帝的制敕文书必须经过三省的签署程序和相关出令机制，故陆贽上疏曰，“伏详旧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42]。但是，当宰相刘祎之责问前来宣布武则天敕令的使臣“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时，“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43]，武则天找到了另外的给刘祎之治死罪的法令依据，这就是《唐律》规定的“十恶”之一“大不敬”之罪——“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无上的皇权是绝对的，包括文书流程在内的各种制度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这是专制皇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