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赋管理的统一，以及宰相领导下与中央官制的一体化趋势，是与五代北宋制度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吴氏将财赋管理权的统一性，以及使职的中央职官化，作为北宋三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吴氏重视财权而不仅是机构的统一性，这一认识颇为合理，但其对“使职”与“中央职官”的区别，并未做出明确交代，二者的区别，似乎仅在于前者直属君主而后者由宰相统领。

李锦绣赞同吴丽娱关于晚唐财政使职变为宰相领导财政机构的论述，认为这意味着其失去决策权，变为纯粹执行机构。在此基础上，李氏进一步分析了晚唐三司使职掌的变化，以及与五代、北宋制度的关联[38]。李氏认为，至唐晚期，由于战争与藩镇截留财赋，朝廷财源枯竭，上供转运受阻，加之财政三使失去决策权，难以灵活统筹财赋调度，故无法维持独立收支局面。为解决此问题，朝廷一方面新遣使职（如催驱使、发运使、租庸使之类），将财政管理系统分为了三司所掌国家财政、租庸使所掌供军财政以及延资库使所掌财政等部分，原三司财政管理范围缩小；另一方面，为统筹有限的收入，保证支出，财政东西分掌局面告终，三使逐渐合一，形成以宰相或权臣兼领三使的局面（其中朱温为首位受命兼领三使者，但辞去所任未实际摄职），其与北宋统一的三司体制存在较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