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使得学者偏离了对史事本身的探析，不利于观察各类史事之间，以及人事、制度与时代间的关联性。譬如，有学者在考察三司制度形成时，纠结于确定制度成立的具体“时间点”，对制度内涵的变化以及具体演进环节间的关联反而关注较少。而对三司与宰相财权孰重孰轻的争论，更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其二，多专注于某些制度或人事安排的表面差异，而对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演变探究较少。譬如，论北宋三司之形成，往往局限于三部是否归并为一，是否由宰相兼任而缺乏独立性等问题，而对三司职能范围、内部组织结构及其事务处理机制等变化的深层原因措意不足；又如，在考察三司职能时，多致力于分类举例，以丰富三司的职能类型，但对于三司与其他财务管理乃至行政主体怎样配合，内部人事安排与分工模式有何变化，各类职能的运作机制怎样，体现了何种权力类型，均缺乏细致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述，往往脱离具体时间、空间与人物，缺乏历史感，影响了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