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综观李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以熟练的史料、优美的笔调，给大家呈现了一幅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半个多世纪，甚至延伸到唐末五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1^5~1/t/x/t`.~c?o^m+李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动态的过程来展现安史之乱的不同面向，因为这场乱事并不是一部预先安排好的剧本。这一点，书评人维舟已有较好的评论：“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8]笔者对安史之乱并不熟稔，但读完全书，基本能够勾勒出唐中期的政治、军事动向。是为此书一大功劳。当然，作为书评，也需要指出一些“瑕不掩瑜”之“瑕”，以期继续完善。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开篇提及了《新唐书·忠义传》所载宋真宗（968～1022，997～1022年在位）东巡的事件（第15～16页），又在把张巡（708～757）之事梳理一遍后进一步指出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并未经过当时的应天府（唐代的睢阳），从而展示出《新唐书》编者欧阳修（1007～1072）的一种“杜撰”（第33～34页）。~如?文¨徃￠ /唔-错·内.容′然而，根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本栋博士的意见，作者误将宋真宗“东封”泰山比附为“东巡”亳州。即宋真宗曾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至十一月东封泰山，[9]也曾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东巡亳州并在回程途中经过应天府。[10]如此，李书根据错误的映证所绘制的图2“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第34页）也就张冠李戴了，而欧阳修关于宋真宗东巡经过应天府的记载也并非“子虚乌有”（第34页）。[11]明确这一点，作者在欧阳修虚构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推论，也就不成立了。

其次，需要讨论地名（特别是地域名、藩镇名）的断句问题。在没有现代意义上标点符号的古代，断句并不成为大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始于古籍点校的需要，以及中华书局等古籍类出版社在出版繁体竖排点校本时，划专名线的需要。而学者目前又严重依赖于点校本，故而点校本的点校，以及专名线的标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理解。在李书中，作者所引史料的标点，可以说基本按照点校本进行。不过，点校本的断句和专名线，并非没有瑕疵，使用时尚需谨慎对待。就李书而言，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地域名的断句。比如作者在第一章讨论四镇之乱时的运路危机时，引用了《资治通鉴》建中二年（781）六月的一段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s.y!w′x￠s¨.!c!o+m-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12]作者引文则为：“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第81页）可见，作者除了给“甬”字括注可通用的“埇”字，以及未引最后一句外，其余内容皆从《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只是去掉专名线。亦即，作者并未认识到，或并未在此指出，其实“蜀、汉”、“江、淮”、“闽、越”，都不必用顿号顿开，即应该是“蜀汉”、“江淮”、“闽越”。这里的情况，反映的是对某个大地域范围的简称，即“蜀汉”是以蜀地的蜀州、汉州合称，作为对整个剑南西川镇的指代；“江淮”是指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区，也就是淮南镇；“闽越”则指代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