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近一些的榜样则是“光武中兴”。不过中兴也有分别，少康中兴、光武中兴可以算作本朝被他人僭取统治权几十年后，再次反正的现象，类似于唐中宗（656～710，683～684、705～710年先后在位）的恢复大唐国号，以及后唐灭后梁后对唐朝国号的重拾；另一种中兴，则是本朝国势，特别是皇权一度衰微，但尚未完全亡国，此后经过数年努力，使国势重现光芒。前一种中兴，由于前后两个时段之间相隔较久，甚至可以目为两个朝代。后一种中兴因并未中断，故尚处于一个王朝之内。就唐朝而言，后一种中兴又可分为两类现象：一类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等长安被攻占之后，唐朝皇帝出逃数年，又返回长安并平定战乱；一类是对于藩镇势力的压制，从而得以再次伸张皇权，比如“元和中兴”。安史之乱是这后一种中兴的第一类现象；而唐德宗时期对藩镇的压制或可算作第二类现象，但不如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更具典型。

李书对于中兴并未具体关注，但由于所讨论的内容本身主要包含三次中兴（肃代中兴、德宗中兴、宪宗中兴），故而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唐人的中兴理念来观察唐后期的这类中兴现象。对此，以对元和中兴的相关关注为最多，或者说最愿意把“中兴”二字与元和相联系。[22]当然，肃宗、代宗、德宗等也有自我而中兴的意思。对此，孙英刚对唐肃宗通过无年号与改正朔的努力来塑造自己中兴之主的形象，已有较好的研究。[23]我们后来人需要更进一步阐发的，则是每位皇帝对谁是真正“中兴”之祖的认定，及由此而涉及的对各位皇帝统治理念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两大类中兴，前一种接续中断之王统的中兴，可目之为“当然中兴”；而后一种在王朝统治遭受重创情况下努力追求重现辉煌的中兴，可目之为“主动中兴”。通过这样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以唐中宗会禁言中兴，即对于大唐王朝来说，中宗反正是理所当然的中兴，但出于亲情，唐中宗并不想把武周与大唐截然分开。[24]而在安史之乱后的各位唐朝皇帝，则不存在类似唐中宗的顾虑，故而他们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祖，并积极追求中兴业绩，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藩镇时代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