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南宋后期，杨万里（1127～1206）、刘克庄（1187～1269）等人开始在墓志铭文中将普通寡妇打造为节妇，隐去许多生活细节和人物个性，使之成为节妇“模型”。他们认为在丈夫死后再嫁的妇女太多，便在文章中增强了对寡妇贞节的强调。由此，墓志铭文开始传达妇女贞节观，女性也逐渐被拉入此类文章的读者圈子中。

第三部分探讨元代。柏文莉认为，元人重新定义了“节”这一概念，使之特别针对女性，尤指对丈夫的忠诚（第407页）。

首先，朝廷试图限制“良”“贱”人群之间的流动，如禁止买卖良家妇女，但收效欠佳，而现实中良贱之别更加模糊。“贱”者如妓大量参与戏剧表演，一些剧作者也以妓为主要角色，赞美其才德。例如胡祗遹（1227～1295）甚至将士大夫的品格与歌妓比较，认为只要歌妓拥有高尚的品格，她也能够成为道德典型。反过来，这种论调恐怕也表达了文人对歌妓的道德期许。

在妾的话题中，柏文莉强调了妾的进一步家庭化。一方面，纳妾需要签订文书，这将妾同丈夫绑定得更为牢固。人们称颂妒忌心较小、愿意接纳妾的正妻，亦赞扬侍奉父亲所纳妾（非生母）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墓志铭文中，妾也作为祖先、配偶、母亲等重要的家庭角色登场，这与宋代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大部分北宋墓志铭文只区分正妻和继室的子女，庶子归于正妻的名下。自南宋晚期至元代，越来越多的墓志铭文明确地写明庶子及其母亲。显然，妻、妾都更加屈从于夫权。尤其是在墓志铭文中强调妾的母亲角色，意味着正妻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有所下降。无论如何，褒扬妾的母亲角色，有助于增强家庭团结，解决因妾的色相引起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