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民主。工人们开始厌烦，工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和脱离实际的上级指定生产任务。

对于工人们发出的诉求，一部分党员是支持的，主要是宣传部门的党员，他们认为现在工厂内的管理距离社会主义的民主太远了一些。但是对于那些经济部门的党员来说，他们反对给予工人过多的自主权，认为这只会让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只同意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待遇。

于是党内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应当给予工人更多的管理工厂的权力，比如给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让工人通过工会和党进行对话；另外一种则认为应当贯彻实行工会国家化，因为革命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力在革命委员会中已经获得了体现，没有必要再通过工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就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民主。

耿谨文其实还清楚，两派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工会的权力而进行争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对这个城市公社的组织形态进行争论。共和党采取的执政方式是革命委员会加上政治协商会议，前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和部分立法权，后者则拥有重要的立法权及政治制度的协商权力。

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虽然大部分参照了俄国的苏维埃的组织，但是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核心还是在于共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随着革命委员会统治区域的扩大，革命委员会也越来越同政府部门融合、转化。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往往被各级部门及平民视为满清时期的总督或巡抚。

和满清的总督、巡抚，民国的督军、巡阅使不同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有着极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可以被下级革命委员会或中央革命委员会予以否决，但同时他们又能对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决策进行投票。

因此，各省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看起来没有过去的总督巡抚那么多私权力，但又比他们多了一些公权力。而和民国的督军、巡阅使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没这么强，但是却又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多的来自中央的支持。

于是中国的革命委员会又被俄国同志称之为中国式的苏维埃，他们认为这种组织模式过于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力，并给予了中央太多的权力。当然，俄国人的这种看法并不代表整个俄共布的看法，在中国的共和党看来，现在俄国各地的苏维埃的自治权力未免太大了些，有些苏维埃甚至公然选举了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士当选了苏维埃的主席，这简直就是反革命团体么。

但是共和党的大多数党员们对于目前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态还是存在不满的，他们认为现在的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存在着不少缺陷。一个就是革命委员会和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冲突，比如革命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水利委员会就和地方上的水利局有着冲突，这样的部门和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权力重叠案例不在少数。

其次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都是临时的，委员会很多委员一旦完成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就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也是不少委员身上官僚作风越来越浓厚的原因。因此很多委员们都主张应当把部门委员会的编制固定下来，采取专业负责的方式组建专业委员会。

最后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只到县一级，再往下就很难建立完全脱产的革命委员会了，简单的说就是县财政负担不起过多的脱产革命干部。于是县以下的行政管理，又主要依赖于县局部门和乡村系统。对于负有专职的公务员来说，其实很容易就同革命失去联系，因为他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很少和横向系统的干部进行交流。

因此县一级机关就成为了党内关注的重点，如何保证县机关的行政效率，又不能使其失去革命性，也就是失去和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

党内对县机关的组织方式也是争执的厉害，以宋云桐为首的委员们主张，县机关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和群众的沟通完全可以交给基层党组织，然后基层党组织再对革命委员会进行反馈。不过梁廷栋为首的委员主张，不能让基层群众失去对县机关的监督权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去反应群众问题，实际上就是给群众监督基层机关部门制造障碍。

党内的这两种主张一直争论不下，不过在此前欧洲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吴川一直采取的中立立场，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外交问题上。在战争红利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内，劳资冲突的问题倒也不算严重，因此这些问题暂时都被压制下去了。

去年底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欧洲方面在取消了美国大笔订单的同时，也一样取消了日本和中国的一部分订单，从而降低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工厂订单的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的同时，也引发了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