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待遇下降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私人企业和合资企业，从而开始激化了中国的劳资冲突。

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遇到的工人抗议，多数就是因此而引发的。虽然，随着高尔察克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畅通，使得英法废除的订单，变成了来自俄国、东欧各国的订单，这极大的缓解了东北的经济问题。

但是党内的主流认识是，是时候解决工会问题及县以下机关的组织问题了。毕竟现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开始铺开建设，很快山东、河北、河南北部地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地带，这一地区的人口远远超过了东北，因此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县机关的组织问题和工会的领导问题，那么今后关内将会形成更大的麻烦。

这一次，宋云桐一方就吃了亏了，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宋云桐被派到了国外，这让梁廷栋

和李大钊获得了一个毫无障碍的组织试验城市公社的机会。他们以哈尔滨红十月特种车辆厂为核心，再联合了附近的工厂和街道，建立了红十月城市公社的试点。

公社和集体合作社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和武装单位。梁廷栋和李大钊把公社作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一单元中确立了工人的领导权力，即通过各工厂的工会推举出工人代表，组建工人代表大会，对公社内部的各项政策进行监督，并拥有了对于公社领导人的罢免权。

公社领导人由县革命委员会任命，同时也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公社内执行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命令，和监督公社内行政部门的政策落实，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等。也就是说，公社成为了县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的交流沟通单位，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代表大会向县革命委员会反馈基层的问题，并直接监督基层的公社领导。

这一城市公社的试点显然是成功的，等到宋云桐返回长春时，支持建立基层公社的党员已经占据了主流。大家认为，公社这种形势不仅解决了基层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工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

过去共和党一直宣传，革命委员会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同农民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大多还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居多，工人出身的委员虽然有一些，但是在革命委员会中并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工人们很难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制定政策去引导革命委员会的前进，于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工人代表往往沦为了举手机器，最终形成了党的决定就是工人阶级的决定，反对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现象。

但事实上，党的许多政策是存在着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案，是有损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要比工人代表高的多，这就使得党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做出了退让。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共和党的委员们每一次就习惯性的让工人阶级做出牺牲了，因为工人阶级总是会服从于党的意志的。

现在公社建立之后，工人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党需要重视工人阶级的意志，否则就会失去公社的支持。因此在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党员看来，公社这一单位至少体现了工人领导国家的目标，自然是应当支持的。

耿谨文翻完了正本会议纪要后，整个人反而精神了起来，他心里默默的想着，“看起来这一次宋云桐这方倒是在会议上成为了少数派，公社的建制化已经不可能被拦阻了。不过，光凭梁廷栋和李大钊是做不到这样一面倒的胜利的，看来主席虽然不在国内，还是做了安排啊。”

思考了半天后，他拿过了一旁的空白稿纸，然后取过钢笔在稿纸抬头工整的写道：“关于建立天津公社试点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