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旁沉默了挺久的鹏石穿忽然跟上了一句：

“我听其他同志提起过一些事情，据说在我上槿甘山之前，当时的湘省省委还专门派了特派员过来，指责润石同志烧杀得不够多，革命得不够彻底？”

“是有这么回事。”张梓清点点头，他是跟着李润石参加秋收起义的军官，并在那场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担任三位营长中的一位，所以也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

“当时省里是派了邹卢同志过来，说是中央指示要‘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还是在主席和程部长的据理坚持之下方才作罢。

不过邹卢同志在槿甘山待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改变了想法，只可惜他在29年底外出公办时遭遇地主武装偷袭，不慎牺牲了。”

这件事算是程刚给土共带来的最早的干预之一，历史上的省里来人确有其事，甚至还因为错误传达指示，直接剥夺了李润石中央委员的职务，给当时的红四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这些都被程刚尽力避免了。

倒是邹卢的牺牲是程刚没有料到的，这位本应在28年就离开槿甘山，然后从此失踪的同志，被程刚强留在山上后的表现其实不差，只能说运气不佳吧，这也是大量早期革命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刘懿是在28年4月跟着洪城起义余部上的槿甘山，所以没有亲身经历过此事，不过他同样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对，当年我们正式占领了永鑫之后，李主席就多次跟大家强调，对于工商业，特别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应该采取保护的政策，禁止盲目焚杀。

当时也曾有许多同志对此不够理解，但事实证明，李主席的眼光确实是独到的，以后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此事。”

过去几年，土共的明显“左”倾错误一共发生了两次，都对私营工商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次是瞿求柏实施的盲目烧杀政策，一次是李利叁推行的一律没收政策，而这回提起的便是前者。

在场的同志对此自然都有印象，不得不承认，当事后再往回看时，大家总能认识到过去犯下的错误。

可在当时看来，先不论有没有这个预测未来的眼光，光是坚定信念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已经需要相当惊人的毅力了。

“嗯，那段时期我们在革命过程中，确实执行了一些“左”的错误政策，这些问题，直到现在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对于过去的事情，彭拜简明扼要地作了一个总结：

“不过幸运的是，润石同志比我们更早地走出了误区，并且带领组织找到了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现在苏维埃政府对于本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凡是保留在旧业主手中的均不实行国有，同时保证商业自由，都是从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经验，我们也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这些政策。”

对于彭拜的结论，所有同志都表示了赞同，之后大家又讨论了一番相关的话题，比如要如何应对私营工商业时常出现的立场摇摆问题，以及最近发生的，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导致后者破产的现象。

这些在后续战争中都极有可能给土共带来不少麻烦，而且本身解决起来也相当棘手，所以光是其中的几处细节，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不过从大的方向来看，土共现阶段对于私营工商业还是以支持为主，其理念核心可以追溯到槿甘山时期，早在那时，红四军就一直在县城中宣传自己的政策：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

而等到在锐京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在对待私营工商业的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也坚持了早先的正确路线，并努力与执行过程中的“左倾”路线做斗争。

像是在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就曾明确提出：

“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城乡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护他们”，“苏维埃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其主要表现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正当经营，比如正式取消对私营工商业者正当经营的各种限制，保护工商业者经营自由，以发展苏区经济。

第二是实行投资开放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比如去年中央就发出了“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公营，部分民营”等指示，同时这也是土共对于自家公营企业抱有高度自信的表现。

此外，土共中央还专门要求各级根据地，要对于私营工商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从侧面来看，又算是为将来的统一做准备。

包括在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