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设立过于远大的目标，很容易带来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到水土不服，其实前几年就出现过不少类似的事情，其中一件恰好就和项尹有关，以至于都有几位同志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到了后者身上。

对此项尹的脸色肯定不会很好，他当然知道彭拜并非是在针对自己，但当他想起往事时，心情实在很难高兴起来。

几年前，一部《苏维埃劳动法》在项尹的大力推动下在赣南等地试行过一段时间，其中一部分条款确实具有相当积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少数规定出现了过于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比如机械性地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强制所有企业到点休息，否则罚以重款，同时又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工资待遇。

这些想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甚至在程刚建立的公营企业中取得了不少成效，只不过那些成绩的背后有着太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贸然在其他领域推广下去，结果就是给根据地内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比如公办厂中的八小时工作制，是建立在下班后高强度学习的基础之上，往往工人们白天做完工，晚上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课程实践，承受的压力其实小不到哪去。

不过逐渐提高的工人素质，加上高于时代的设备技术水平，也使得这些公营企业的生产力远远高于私营企业，间接地导致了一批落后手工作坊的破产，同时还给程刚带来了“程阎王”的称号。

而在那次试行之后，“项阎王”就成了比“程阎王”还要恐怖的存在，但与前者的碾压式“踩蚂蚁”不同，项尹的手段要明显激进不少。

过于死板的规定加上不够到位的基层管理，使得试行的结果远不如众人预料的那般美好。

大量私营业主因无利可图而关门歇业，或难以支撑而纷纷关闭，有的甚至直接带着剩余的资金外逃，同时还引发了大片的恐慌。

这件事不仅给一部分中小商贩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共的声誉，很快就遭到了李润石等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续的影响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去。

这几年里项尹偶尔也会想不明白，明明都是“阎王”，为何程刚就没有遭到其他同志的反对，而他却因为此事被屡次批评。

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过去了，现在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动荡局势，以及正确处理好与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关系，对此项尹很明智地选择了不再发言，进入漫长的沉默之中。

当然他的沉默并不会影响会议的继续，其实中央之前也对这些问题有过指示，还特地下发了不少材料。

其中便有不少篇幅，特别点出了眼下党的双重使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之前我们出现的一些错误，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源于对自身所肩负的使命，没有一个清楚彻底的认识。

从我们党现阶段的历史使命来看，面对帝国主义，一部分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面对封建主义，那些厌恶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也可以站到我们这边。

反帝反封的双重革命，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这一阶段，过去的一些我们所认为的敌人，将不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应该应当给予保护和鼓励。

再进一步说，随着接下来对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战争兴起，民族统一战线也会随之建立，这将会使得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随着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也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尤其在这些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当中，持久战争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些也不是光靠个人的判断就可以确定的，必须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大概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