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洋舰炮火下的无辜百姓，倒是鲜有人在乎了。
不过接下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了国人当头一棒，许多原本寄希望于夏日和平共处的人士，也开始认识到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进而一二八事变紧随而来，看似繁花似锦一派祥和气派的十里洋场，也遭遇了日军的炮火袭击。
赤裸裸的现实才是最教育人心的，日本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夏国人，什么叫做民族，什么叫做国家。
于是那次共党偷袭炸沉出云号后，明显就多出了不少支持的言论，即便是向来秉持“理性中立”的人士，也不得不赞一声其心可嘉，只是方式稍待商榷。
如果共党后面就一直都只会以偷袭取胜的话，可能大家称赞个一回两回之后，也会开始厌烦这些袭击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并不会真正认可其实力。
但32年共军在潭州和江城与洋舰正面对抗，甚至在长江击沉了数艘日本军舰，这就让不少人对其有点刮目相看了，放眼过去近百年的历史，还真是极少能有如此作为和气魄的势力。
如果共党当时能在长江中游一带站稳脚跟，然后稍稍放松下土改政策，说不得还真会有不少门阀主动来投甚至赢粮影从。
毕竟夏国数千年的历史积累可不是开玩笑的，清亡之后本就是一副乱世景象，各方各派也不会认为只占据了半壁江山的金陵政府就是唯一的雄主，顶多认可其军阀老大的地位。
若是果党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个几年，逐步削弱各地方派系的影响力，再不断壮大自身实力，那么或许能够达到正式问鼎的水平。
正如历史上的抗战之后，国内普遍认可了常凯申的领袖地位一般。
不过土共的出现却打断了这个过程，而且通过对洋人下手另辟蹊径般地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各家地头蛇或许会嫌弃共党对内对外都太过“苛刻”，实非“仁君”之相，但只要共军的实力够强，他们也不介意稍稍做些投资以待将来。
只“可惜”共党退出城市躲入山区的举动，又让各家开始犹豫起来，这一犹豫便是三年，直到土共稳据陕甘两省，所有人这才发现，情况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话说回来，舆论这东西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又不重要，包括各地军阀对于所谓的民心民声，也是处于一种既关注又忽视的态度。
但不管怎么看，他们都会主动去了解主流舆论，并且在很多事情上受其影响。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传统的夏国社会中，对主流舆论影响最大的阶层，同时也是掌控资产和人力最多的阶层，换句话说，只要赢得了舆论的支持，那么便在无形之中占据了优势。
而随着这几年民族矛盾的日益凸显，不止民间出现了不少抗日情绪，许多军阀派系为了争取人心，也跟着喊起了口号。
就连常凯申这个一直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家伙，也不敢随便将攘外二字丢掉。
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因为土共在抗日一事上其实早就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其他军阀又没有果党那般敢于直接和抗日口号对着干的底气，只要共党不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让一让便过去了。
这才是华南局敢于派出部队从军阀地盘上通过的原因之一，如果这时候桂军真敢下手的话，那就是平白给土共提供出兵理由。
这与抗战时期的皖南事变不同，红军是真有教训桂军的实力，所以李宗人不仅得给共军让道，甚至还得小心提防下头突然冒出个不听话的小弟，故意和共军搞点摩擦给他惹来麻烦。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要知道李宗人对于手下的掌控水平，别说和土共相提并论了，就连和常凯申比都略有不足。
这些年里桂军可没少有军头被后者的银弹攻势策反，假若常凯申真的有意挑起桂、共双方的矛盾，还真有可能派人挑唆沿途桂军，故意引发冲突。
事实上常凯申确实是这么做的，而且不仅是常凯申，包括日本人也有参与，甚至连特务都不用派，只需让几个桂军军官的熟人，带着真金白银过去就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渡江之前还好，毕竟东侧还有铁路与共党的地盘相连，这些人肯定不敢做得太过分，等红军大部队完成渡江往西北方向行军时，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就层出不穷了。
好在桂军这边虽然小动作不断，却少有军头敢把事情闹大，红军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哪怕其中有两成非战斗人员，也不是随便一个团乃至一个师的桂军能够撼动的。
真要把红军惹急的话，重装备没有，轻火力可是管够，更不用说东边的红三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