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计划如何执行、效率如何提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杜布切克：“我在北京和天津参观了中国工厂企业，它们好像实施的制度并不完全一样。”

唐华：“我们依据各种工业生产厂、各种企业各自的不同，设定了不同的制度，而且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制度。这些制度的介绍会是一份很长的报告……不过我们现在游览的长城，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范例。”

杜布切克：“长城？”

唐华：“去年我妻子和孩子曾作为普通游客来长城参观。在买了门票之后，妻子发现售票处还摆着很多耳机，介绍说这是‘全程自动解说机’，妻子问能不能付押金租一个，售票处的大妈摆摆手说，这解说机没用，别租，把妻子赶走了。”

“回到家之后说起这件事，我向妻子解释说，这个解说机通过无线电接收景区的语音解说频道，总共只有几十段话可供点播播放，而且这几十段话全是景区里面各景点的说明牌的复述，除非游客不识字，否则解说机真是毫无用处。”

杜布切克游览长城不用去售票处，所以之前不知道这事，听了之后也很乐：“这位大妈似乎很热忱地为游客着想，替游客省钱。”

唐华：“并不是。……我再说一个故事吧。”

唐华把66年在郑州看见的姜文和他爹在照相馆“这不是我”“这就是你”的遭遇也讲了一遍。

“北京大妈的举动客观上维护了顾客的利益，让单位损失了利益；郑州大妈想要做的事，是损害顾客的利益，让单位获利或者说止损。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对吗？”唐华说，“不，它们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两位大妈的选择能让自己工作时最轻松最省事。”

“假设自动解说机改进换代了，解决了内容单调的问题，租这个东西很值，北京大妈还是会采用同样的举动。因为租耳机要收钱，分押金和租金；游客还回来之后要仔细检查耳机是否损坏，再退押金。郑州大妈也一样，她不想打开满抽屉满柜的照片袋一张张地翻查，找出姜洪齐和姜文被错换的照片。”

“对于大妈来说，她现在一个月工资36块5，几乎不可能发生变化。5年以后是39块，到退休是42块，这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确定值。既然收入已经被固定下来就这么多了，那么她当然选择减少自己在工作的8小时时间里体力或脑力的消耗，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事情不止发生在两位大妈身上。”

“是，这确实不是两个大妈的问题……”杜布切克本来是趁下雪来参观长城的，却听唐华聊了一通北京大妈和郑州大妈的故事，更离奇的是，聊完之后他发现聊的不是大妈，而是国有企业。

“我读过哈耶克的几本书，”杜布切克说，“以及奥地利学派其他一些经济学的书，他们对苏联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批评。”

唐华：“杜布切克书记，哈耶克理论的数学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他就没考虑过数学模型和数学工具。我们最近在研究约翰 纳什的一些理论。”

“约翰 纳什？”杜布切克问。

纳什的理论现在在美国也只是在数学界出名、在美国政治高层有一些影响力；在苏联和东欧，对纳什的了解就更少了。

于是唐华就简要讲了讲纳什的均衡分析理论和数学模型。

“哈耶克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认为自由的社会秩序即对公民产生最小的强制的秩序，这种秩序会带来最大的物质好处。然而纳什告诉我们，这是错的。如果每个人都完全自由，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的指导方针，最后收益会达到一个平衡点，双输的平衡点。”

杜布切克：“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北京和郑州大妈的行为，最后也让总收益达到了一个负的平衡点。”

唐华：“但有一点纳什没有考虑，那就是我们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可以改变游戏规则。这种尝试在四十年前就有人在做了，比如说建立‘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郑州大妈被认定为蓄意怠工，抓去西伯利亚挖土豆，北京大妈就立刻积极起来了。”

杜布切克：“不不不！这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即使在成立初期，契卡的副作用也非常严重，到后期随着机制的惰化，它甚至连那一点正面作用也没有了。”

唐华：“从博弈的角度说，契卡其实也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尝试，它在个人的正收益依旧是一个不发生变化的确定值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个不确定的负收益：挖土豆。与这相似的游戏规则改变方式还有一些，有的不枪毙人也不送去西伯利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