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及东北边务

晋北部及东北边疆，居住着鲜卑、夫馀、挹娄、高句丽等诸多民族。其中以鲜卑势力最强，北有拓跋鲜卑，东北有慕容鲜卑、宇文鲜卑以及段部鲜卑。为维持北部边疆安宁，司马炎与拓跋鲜卑首领拓跋力微和好，并善待其在洛阳作质子的长子沙漠汗。后沙漠汗请求归国，司马炎以厚礼相赠，征北大将军卫瓘担心沙漠汗回国后成为晋之祸患，疏请留下他。司马炎不愿失信于拓跋部，没有同意。卫瓘遂以离间计诱使拓跋力微杀死沙漠汗，使拓跋部内部分离，一时难以形成对西晋的压力。而慕容鲜卑部在魏晋之际力量逐渐壮大，其首领慕容廆频繁袭扰北疆，屡次被晋军击败，得不偿失，遂于太康十年（289年）遣使降服于晋，被拜为鲜卑都督。155

针对东北边疆形势，司马炎沿曹魏之制，置幽州都督区以戍边，选派卫瓘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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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彬158

等能臣干吏进行镇抚，维持了边疆的稳定。此外，晋于襄平置护东夷校尉府，管理东夷各族事宜；又设护乌桓校尉，常以幽州刺史兼任。155

西晋在东北地区的有效行政，积极防御，极大地稳定了东北边境，并加强了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仅在司马炎统治时期，肃慎等东夷各国就多次来朝贡献。155

南方各民族事务

汉魏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活跃，大姓当治。魏灭蜀之战后，蜀汉的南中地区在大姓霍弋的统率下投降。时执魏政的司马炎基本沿袭蜀汉政策，仍以霍弋、霍龚父子为庲降都督，使“夷晋安之”。其后，晋又以蜀汉旧制，在南中置四郡，废庲降都督，属益州刺史管辖。泰始七年（271年），为加紧对南中的控制，司马炎将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划出，建立宁州，其余三郡划属益州，仍行郡县制。但因南中豪族反对，司马炎又于太康三年（282年）罢宁州，诸郡回归益州。太康五年（284年），为加强对原宁州地区的统治，晋廷置南夷校尉，以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逐步将大姓所握有的权力收归朝廷。

荆州“境域之内，含带蛮、蜑”，地域辽阔。晋占荆州之初，即设南蛮校尉，由荆州刺史兼任，管理荆州“蛮”。如晋初的荆州刺史、南蛮校尉杜预一面击破“山夷”，设置军营“分据要害之地”，一面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开凿航道，使“荆蛮”得以安居乐业。随着生产与交通的发展，处于平原的“荆蛮”也就逐渐和当地汉民融为一体。155

晋灭吴后，得岭南的交州、广州十七郡，仍任命原吴交州刺史陶璜为刺史。后来晋廷推行裁减州郡兵的政策，陶璜因交州局势复杂，请求不裁州郡兵，又要求免百姓采珠之税。司马炎均予同意。155

总的来说，司马炎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军政结合的措施，使南北各方的民族危机得以缓解，维护边境的安稳。但由于周边民族势力强大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使大量的民族问题仍然存在。155

对待内迁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措施

魏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史称“五胡内迁”。在魏末晋初，各族归附者竟达“八百七十余万口”。司马炎统治时期，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内迁又形成一个高潮。这些内迁的“五胡”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逐渐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其形势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诸郡，皆为戎居”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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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理入塞的少数民族，司马炎在沿袭汉魏制度基础上，有所更新：在对待内迁匈奴的问题上，司马炎继承发展了曹魏的“五部分治制”，既保留其原来的部落组织，“立其中贵者为帅”，又“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移入关中的氐族，由于其势较弱，故得以保留部落组织，受部落豪帅的支配，但同时也要受郡县管辖。155

对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贵族，司马炎注重安抚。如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在洛阳为侍子，汉化程度较高，与太原王氏出身的重臣王浑交好160

。大臣李憙曾举荐刘渊统军平定秦凉之乱，司马炎虽没有采纳，但后来亦未听从齐王司马攸之言除掉刘渊。刘豹死后，司马炎任命为刘渊匈奴左部帅（后改北部都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