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扑腾起来，没跑出二里地，就被包了饺子。慕容超，这位宁死不屈的倔强皇帝，最终成了刘裕的阶下囚，被押往建康（今南京），后来斩首示众，南燕正式宣告灭亡。

四、忠奸难辨？——历史评价里的“罗生门”

悦寿这一推，推开了广固的城门，也把自己推入了历史评价的巨大漩涡。后世史官和学者们为了他这一举动，吵得唾沫横飞，堪称一部历史“罗生门”。

1.正方观点：现实主义的孤勇者，乱世中的保民官

清醒的局势分析师： 支持者认为，悦寿的选择是基于对局势冷酷到极点的清醒认知。南燕内部？早就被慕容法当年埋下的雷炸得四分五裂。外部援军？唯一的指望后秦，自己后院起火（赫连勃勃闹得正欢），援军跑得比兔子还快。城里状况？瘟疫（软脚病）横行，饿殍遍地，士兵连武器都拿不动。再抵抗下去，除了给慕容超的个人悲壮殉葬，增加无谓的死亡，还有任何意义吗？零！悦寿看到了这个残酷的零。

！儒家实用理性的代言人： 他劝降时引用“尧舜避位”的典故，绝非信口开河。这恰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实用理性内核。在天下大乱、天命转移的背景下，识时务的归顺或禅让，是具备某种政治合法性的。悦寿试图用这套理论说服慕容超，可惜没成功。

事实上的“止损专家”： 这一点最具说服力！根据《晋书·慕容超载记》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刘裕这个狠人，因为久攻广固不下，伤亡不小，早就憋了一肚子邪火，原本的计划是：城破之后，屠城！ 把广固男女老少杀个精光，鸡犬不留！是投降过来的南燕旧臣韩范（也是个明白人），声泪俱下地劝谏刘裕：“您是要恢复中原、做天下之主的人啊！这刚打下一个城就屠光，以后谁还敢投降？名声还要不要啦？”（大意如此）。刘裕这才勉强收起了屠刀，但还是下令坑杀了南燕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三千多人！ 想想看，如果不是悦寿当机立断开门，等晋军付出更大代价硬攻进来，刘裕的屠城令还会被韩范劝住吗？那三千贵族的人头落地，听着骇人听闻，但在“屠全城”的背景下，竟然已经是刘裕“开恩”后的“优惠价”了！悦寿的开城，客观上极大加速了战局终结，避免了更大规模、更无差别的屠杀。说他救了满城百姓的命，一点不为过。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更深沉的忠诚？

2.反方观点：传统史笔下的“叛臣”标签

“忠臣不事二主”的铁律： 在传统儒家史观，尤其是强调“君为臣纲”的语境下，悦寿的行为就是板上钉钉的“变节”、“背主”。皇帝还在呢，你就开门放敌人进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非常“克制”地记下一笔“尚书悦寿开门纳晋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他的结局只字不提。这种“春秋笔法”本身就隐含了贬斥之意。清代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更是火力全开，痛斥悦寿这是“背主求生”，是士大夫气节的沦丧。

“气节”与“责任”的拷问： 反方会诘问：作为深受国恩的尚书，在国家危亡之际，难道不应该与君主同生死、共存亡吗？慕容超固然倔强，但他选择“奋剑而死”，维护了帝王的尊严（或者说固执）。悦寿的“求生”（即使是为了百姓），在传统道德天平上，是否就是一种失职和懦弱？当皇帝坚持要拉着国家这辆破车冲向悬崖时，臣子是应该跟着高呼“陛下圣明”，一起跳下去“全节”？还是应该冒着“叛徒”的骂名，死死踩下刹车？这是个永恒的难题。

五、历史的回响——小国忠臣的困境与孤光

悦寿的故事，没有荡气回肠的英雄凯歌，也没有遗臭万年的奸佞结局，它更像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回荡在十六国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时代。他的人生轨迹，精准地投射出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忠臣所面临的终极困境。

早期忠诚的底色： 405年，当慕容超身份遭受质疑时，是他，悦寿，第一时间传递消息，试图维护慕容超继承的合法性。那时的他，是恪尽职守、维护正统的忠臣。

末世抉择的撕裂： 五年后，当国家走到绝路，君主被悲壮气节蒙蔽双眼时，又是他，悦寿，做出了开城这个痛苦到骨髓的决定。此刻的他，在传统史家眼中成了“叛臣”，但在冰冷的现实和无数鲜活的生命面前，他的选择又闪耀着一种务实而悲悯的人性光辉。

消失的背影： 广固城破之后，悦寿的身影如同水滴汇入大海，彻底消失于史册的迷雾之中。有人说他被刘裕看中其“识时务”，封了个闲职，在晋朝的衙门里继续打卡上班，了此残生。也有人说他无法承受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