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头倾泻“爱的巨石”，砸得城墙跟老太太的牙口似的摇摇欲坠。守城的彭晃急得跳脚，天天在“反吕联盟”康宁和王穆：“救命啊兄弟！顶不住啦！说好的支援呢？！” 康宁可能在忙着给新铸的“匈奴王”金币刻模子，王穆可能在酒泉搞“维稳”，回复估计都是：“挺住兄弟！我们马上到！（正在路上jpg）”。这“马上”，就“马”了二十多天。

就在彭晃望眼欲穿，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致命惊喜”降临了。他的部将寇顗，在某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也可能是被吕光的“猎头”挖了墙角，许诺了高薪高职），悄悄放下了张掖的吊桥！吕光大军如潮水般涌入！彭晃的“创业梦”，连同他的脑袋，一起被挂在了张掖城门上，成了吕光杀鸡儆猴的“广告牌”。

张掖陷落的消息传到西宁，康宁手里的“匈奴王”金杯“哐当”一声掉地上。完了！“联盟”还没开张，东线“合伙人”就破产清算了！吕光这“老狐狸”根本不按套路出牌，解决完彭晃，连口水都不喝，马鞭一挥，大军掉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扑他的“大匈奴王国”总部——西宁！

康宁仓促间集结起他那支引以为傲的“万骑联合国军”（鲜卑冲锋队、羌族弓箭营、匈奴重甲师），在黄河峡谷试图阻击。理想很丰满：利用地利，关门打狗。现实很骨感：吕光这群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西域老兵，战斗力爆表，战术素养极高。一场恶战下来，康宁的“联合国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万骑”成了“万匹无主的马”。史书记载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只用了冰冷的五个字：“灭康家三族”。字越少，事越大！这五个字背后，是西宁城头的血雨腥风，是康氏家族男女老少的绝望哭嚎，是河湟地区短暂“独立”梦的彻底终结。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康宁那颗曾经梦想戴上“匈奴王”冠冕的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姑臧城门上“展示”时，吃瓜群众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嚯！这位仁兄创了个纪录啊！在混乱的十六国百余年间，称“大单于”的匈奴首领不少（比如赫连勃勃他爹刘卫辰），但敢直接称“匈奴王”的，康宁是独一份！这份勇气（或者说中二？），绝对值得在“十六国奇葩创业史”上记一笔。只可惜，这份“王”的荣耀，只兑换了三百多天的“体验卡”。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实乃“年度最惨创业者”。

五、复盘“康宁创业案”：失败密码与历史伏笔

康宁的“匈奴王”梦碎黄沙，成了后世史学家和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的案例。现代学者拿着放大镜在故纸堆里扒拉，还扒出点猛料：这位“匈奴王”，身份可能是个“罗生门”！敦煌出土的粟特文文书里，活跃着大批姓“康”的粟特商团；洛阳挖出的唐代墓志铭里，也有粟特康氏后裔自称祖上是“西平康公”…线索纷纷指向：康宁很可能是从中亚康国（今撒马尔罕一带）移民过来的粟特胡人后代！难怪他的“万骑”部队像个“小型联合国”，战术风格也透着点“国际范儿”。这身份之谜，又给他悲催的创业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抛开身份，康宁的失败，简直是十六国边疆武将叛乱的“标准模板”，失败密码早就刻在时代的dna里。

地理隔离，老板鞭长莫及： 河湟（西宁一带）离后凉“总部”姑臧，直线距离四百多里，中间还隔着祁连山余脉和荒漠。在古代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下，吕光对康宁的“分公司”，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管控基本靠“信任”（显然不够）和“威慑”（后来证明了很有效）。这天然就是滋生“独立王国”的温床。

人口结构，“火药桶”配方： 前秦苻坚在位时，搞了个“大移民”政策，把大量关中的氐、羌、匈奴等“胡人”迁到河西走廊屯田戍边。结果几十年下来，河西东部（包括河湟）的“胡族”人口比例飙升，汉族反而成了“少数派”。不同民族、部落之间，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矛盾摩擦是家常便饭。康宁的统治，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民族火药桶”上，他试图当“调停人”，但稍有风吹草动（比如他称王），或者“总公司”施压，这桶就可能炸。

时局动荡，野心家温床： 后凉刚开张，根基浅得像沙滩上的城堡。外面强敌环伺（前秦崩了，北魏在崛起，南边还有一堆政权），内部天灾人祸（387年的大饥荒、张大豫叛乱）。这种“药丸”的氛围，最容易刺激像康宁这种手握重兵、身处边疆的“分公司老总”那颗不安分的心：“老板不行了，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塑料联盟”，一碰就碎： 康宁拉拢彭晃、王穆搞“反吕联盟”，看似声势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