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义墓志》，《文博》1990年第1期，第89～91页。

[12] 杨富学：《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第74～81页。

[13]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第91页。

[14]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第182～193页。

[15] G. Uray, L’emploi du tibè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ètaine, Journal Asiatitique 269, 1981, pp. 81-90（（匈）乌瑞著，耿昇译：《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20页）。

[16] 此天福七年，据乌瑞考证，应为天福八年，这样才能与文中所记干支相合。参见乌瑞著，熊文彬译《藏人使用六十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17] 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5页；G. Uray,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Müchen 1988, pp. 515-528。

[18] 关于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参见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40页。

[19] 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