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二月，又诏将功臣二十四人图画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词，命褚遂良题额，仿汉宣麒麟阁、光武云台之制也。`天\禧^小￠税¨网` ~醉\歆-彰~截?埂￠芯¨快·二十四人者，据《会要》四五，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屈突，复姓）、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等。惟游师雄所记有王珪，（《萃编》一三九）与《会要》异。

第十节 高、玄二宗频幸东都及武后长期留居之问题

隋炀居留东都之时间，比长安为多，已见《隋史》十一节。入唐后，太宗三幸洛阳，皆别有目标：

第一次 贞观十一年 为狩猎而往

第二次 十五年 为赴太原及拟封泰山

第三次 十九年 为征高丽

陈寅恪对此问题，曾有“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之论，并引二事为例：

（一）隋文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十五年三月，还京师。?x·g+g￠d+x~s\.?c~o,m′

（二）唐中宗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群臣多请幸东都，韦后不乐东迁，设法阻之。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四六—一四七页）

隋、唐时关中经济供给，有时确处于窘乏状况，固自不误。全汉升演其意，因谓高宗长期幸洛，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唐宋帝国与运河》二〇及二八页）然高宗以后之幸洛，有时实与隋炀无异，非统出于经济动机。至谓东幸为李唐国势不坠之主因，试观高宗后半叶及武后全期对外之失败（参下十二节），其当否便自见之。

考高宗一代幸洛者七，第一次便改洛阳为东都，兹列如下表：

全氏书以为其中四次确由于经济原因（二〇—二二页），试勘诸史文，咸亨、永淳两次东巡，适际关中旱歉。′d,a~w+e/n￠x?u/e¨b/o`o!k-._c·o′m*若显庆建东都所云：“通赋贡于四方”，不过文饰之浯。仪凤三年关中固“夏麦丰熟，秋稼滋荣”，而四年二月东都且饥，官出糙米以济。（均见《旧·纪》）高宗东幸，无非顺则天之意耳（永徽六年十月立则天为皇后）。试观则天一朝，高宗西葬，竟未亲临，除大足元年（七〇一）十月—长安三年（七〇三）九月一度还京师外，长期留居东都，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谘阳之取资东南，比关中八百里而近，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实非则天之本意。

其次玄宗五幸：

廿二年一役，关中固久雨害稼，然其他东幸，并无正当理由，求其动机，则以洛阳有显仁宫，技巧华丽驾乎大兴禁苑（参前《隋史》十一节），享乐实为主因。迨天宝后洛阳两被兵燹，菁华尽丧（近世出土北邙墓志，天宝后大大减少，是一实证），唐朝乏再兴之能力，于是无复幸洛；如为联系东南经济，天宝后比天宝前尤急，即此可以抉出前时之临幸，纯出于享乐观念。开元九年韩覃谏置中都（蒲州）疏云：“且陋西都而幸东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都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通典》一七九）陋西都及悦游幸两句，正照出玄宗心事，读史者何不求诸当日之公评，反替封建统治者作经济之掩护耶?

如曰关内供给不足，从消极方面想办法，则（1）关内诸州之庸调资课，原征绢布者可改征粟米，其河南、河北粟运不便者改征绢布，如此一转移间，既省运输之费，又增京师之储，开元廿五年固试行之；（《会要》八三）沈亚之《学解嘲对》所云：“且宜以三辅粟为贡，重资于农，则耕稼自勤，耕稼自勤，甸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