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又云“唐百三十余年，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若此（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盖有民间之隐匿，有官吏之隐匿，两者合斯户数愈少。隋文大索貌阅（又称团貌[1]，今以照片代之）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通鉴》一七六）宇文融献策括籍而得客户八十余万，（《新唐书》五一，开元十二年）其隐匿之严重可想。大历七八年间，舒州刺史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云：“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锺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其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毗陵集》一八）推原祸始，无非玄宗不为版籍，六七十年积渐成风，难以复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