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误”），仍未能比勘各史，细求其致误之因；且将执宜、阿波之降，同纳入元和三年，执宜先降，众近万人，既置阴山府而彼仅为兵马使，阿波后降，众止七百，而授以都督，试问如此处置，其果合于事理耶？

163.据《通鉴》胡注，神武川在唐之马邑善阳县界；按善阳即今朔县。黄花堆，《通鉴》二〇四胡注云：“意即黄瓜堆”，夏德以为在今大同东桑乾之南岸，余按黄瓜阜见《水经注》一三《湿水》下，当在今山阴县境，拙著《突厥集史》卷八别有详考。

164.并参《旧书》一六一《刘沔传》。

165.《新·沙陀传》：“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寇天德，乃徙节振武”；此传末节叙事之可信，有《赐卢简方诏》为证，诏云：“李国昌久怀忠节，显著功劳，朝廷亦三受土疆，两移旄节”（见《旧·纪》，应是乾符五年所下，今误编入咸通十四），三受土疆者谓朔、蔚、云三州，两移旄节则鄜延、振武二节度也。惟《旧·纪》一九上，咸通十一年（二月己酉，非正月），河东行营招讨使朱邪赤心为“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十三年十二月，振武节度李国昌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新五代史》四略同）；又《通鉴》咸通十年十月，“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十一年十二月，“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十三年十二月，“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关于国昌历官，所记互异。试为比勘，《旧·纪》言最初即授振武，当不可信。其次，大同节度之名，亦有可疑，《通鉴》胡注云：“会昌中已置大同军团练使于云州，寻为防御，今陛为节镇。”即指出《通鉴》咸通十年才置大同军之不确，若“今陛为节镇”一句，无非循文面解释，不能为事实作证佐。考《旧书》一九上，咸通十三年叙段文楚、李国昌、卢简方数人之官，皆称大同军防御使，克用亦只自称防御留后，则在此已前，大同军似未尝升为节度（《新书》一八二《简方传》称大同节度，显系错误）。果三数年前曾置节度，简方此次除授，为何不因仍旧贯而偏要“以沧州节镇、屈转大同”耶？（此乃《旧·纪》所录唐帝对简方之言，由节度改防御，故曰“屈转”）由此观之，余相信此年国昌所除，只是大同军防御使，《新·传》误为大同军节度而《通鉴》沿之也，并参本页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