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第¨一/看¨书!徃? \已?发,布.罪?薪.漳*結+如果他不反对，那么高宗立武之事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上。至于褚遂良，他不过是长孙无忌庞大文官势力中的一员干将；韩瑗和来济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影响力要比褚遂良略逊一筹。

要在废后立武这件事上得到这帮人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李治决定先从李勣那里寻找突破口。在顾命大臣中，只有李勣在这件事上始终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内心还在纠结与挣扎，还没有做出最后取舍。

李勣的回答是：“立谁当皇后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能够得到李勣的支持，高宗的心情一扫之前的阴霾。李勣早就看出来了，高宗立武则天为后的心志越来越明朗化，长孙无忌的反对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在双方你来我往这段时间里，李勣没有将自己的态度公开化，是因为他既不愿得罪皇帝，也不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就一直称病不出。/1′1.k′a?n¨s,h!u¨.*c¨o′m~

李勣之所以没有和长孙无忌等人抱团，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他不是贵族出身，是贫穷农家子弟，少年时期凭借着野心与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混迹草莽。李勣的世界观和长孙无忌这些豪门贵族出身的人是迥然不同的。天下安定，人们越来越注重家世与出身，官吏非名门贵族之后不可。当年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这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其实李勣这么回答，也是按照高宗皇帝的意思行事。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战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太宗皇帝这么说，显然是在托孤。~嗖-搜\晓￠税.枉* ,埂¨欣`醉*筷*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并咬指出血，以此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态度。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他的身上。

太宗临终之前，特意做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他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回顾太宗皇帝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权力核心。随后，李勣又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唐朝初期，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勣还挂着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开府仪同三司不过是个虚衔，是专门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