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帝三番五次催问下，到当年的十月份，年羹尧才系统汇报了允禟在西宁的生活情况，说自己在西宁旁边的一座小城西大通（今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西北）为允禟修盖了临时住所，请他搬去居住；又细述自己与允禟在西宁郊外民房中会面谈话的情形，谈及自己如何让允禟打消回京的念头，并接家属来住。~咸^鱼?看_书/惘. /首?发/雍正帝连批“真正难为你”“好极”“奇才”“得体”等语，对年羹尧的汇报十分满意。

此时，西宁周边已是遍地烽火，允禟迁居西大通后，年羹尧放在他身上的精力很少，雍正帝似乎也不好在前方戎马倥偬之际再打听政敌消息。直到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才再次汇报了允禟的情况，而且是对其进行参劾。起因是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守军捉住三名形迹可疑的旗人，审问得知是允禟手下管放牧的头目，奉允禟之命前往河州采买草豆、踏勘草场。年羹尧以边口之地各民族杂居、奸细最多，而允禟未告知自己就派人跨地区买卖、踏勘，违抗军法为由，将其参奏。,比,奇￠中/雯+蛧, ·已¨发/布*醉.新?蟑,节?

这道弹章，虽然客观上满足了雍正帝对允禟凡事找碴骂一顿的要求，但主观上来讲，年羹尧可能还是从军事和边疆管理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首先，善于经营的允禟定居西大通后，一直没断了在甘肃、青海等地做买卖。他此行携带巨额金银，且出手十分大方，采买物品不计价格，听卖家索要。使得远近大小商人无不知道西大通来了九王爷，豪爽贤德，遂趋之若鹜，小城西大通一时间竟成了个商业中心。对于允禟这些作为，年羹尧近在毗邻，不会没有耳闻，却未加以限制，也没有上奏。想来那次河州买草，如果不是相关人员被当作奸细抓获，年羹尧也未必愿意多管。

另外，此次参劾后不久，年羹尧又写一奏折，为允禟遮掩起来。他说：“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颇知收敛，臣此次路过西大通，未曾见面。盖自臣参奏后，恨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处，臣皆得闻知。”对于年羹尧这样的态度，雍正帝是绝不放心的，他提醒年羹尧：“此人奸诡叵测之人，非廉亲王、允禵之比，此二人真还望其后悔。·3*4_k,a*n′s¨h+u!.￠c\o~m_”又在年羹尧提及自己派人监视允禟处批道：“第一要紧，如此方好。”

在雍正帝心目中，允禟是彻底的敌对势力反动派，绝不可能改悔，也绝不能被饶恕，对待他，只有密切监视、控制，进而挑剔毛病、罗织罪名、除之而后快这一条路，无可动摇。他的这一种态度，当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长期积累、一以贯之的。年羹尧自受命监视允禟之日起，雍正帝即将自己的这一态度向其多次明示、暗示，年羹尧是聪明人，不会毫无察觉。然而在实际的监视活动当中，年羹尧却没有坚决贯彻雍正皇帝的意旨，不但一次参奏之后，又转而为其遮掩，称其“知收敛”“知畏法”，还放松监视，使允禟有经营买卖，甚至和传教士穆景远等人交流联络的空间。可以想见，远在京城、鞭长莫及的雍正帝，对此会有怎样的疑惑、是何等的紧张！

在笔者看来，年羹尧的这一做法，大概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年羹尧与允禟本有交往，是熟人，还多少沾些亲戚；允禟是先帝皇子，其父康熙帝对年羹尧有无以复加的知遇之恩。为了先意承志、取悦新君，而凌虐和自己没有私仇私怨的恩人之子，这样的行为，不是年羹尧这种以“大英雄”自诩的人做得出的。

第二，正如笔者前文所交代的，年羹尧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定位成雍正帝的“私人”，哪怕他们之间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年羹尧始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务是“大将军”，最重要的职责是带兵打仗、驱逐叛军，而不是参与皇室斗争，帮助皇帝打击亲兄弟。即便每个官场中人都知道，帮上司做好事、公事，远不如帮他做坏事、私事更容易产生亲近感。

第三，虽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但笔者大胆推测，年羹尧可能在困守西宁孤城、难以得到后方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向同在西宁、随身携带了大量金银的允禟予以经济上的求助，并得到了允禟的支持，所以无论如何，要对他手下留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的政治保护伞。对于这一点，雍正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