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上层妻妾多，子女嫡庶等级分明，分析地产时区别对待，是很自然的。下层贵族以实行一夫一妻为主，诸子一奶同胞，所以地产均分。至于像觉罗满保那样的贵族，生前高官厚爵，多妻多子，死后却家境败落。这种背景下的按股均分，或许基于更为复杂的原因。

（三）皇族地主与农民

清朝入关初，皇庄与王庄以领主经济为主导形式。每庄设庄头一人，役使庄丁进行生产。庄丁是贵族庄园主的奴仆，无人身自由，他们被严格束缚在庄园内，身份世袭。庄主可以将庄丁出卖或转赠，然而庄丁毕竟不是奴隶，法律禁止主人任意杀害奴仆，否则要给予革职、罚俸的处分。皇庄与王庄中的领主经济，因与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紧密嵌合，而具有比一般旗地更加顽固有力的超经济强制力量，在向地主经济的过渡中步履也更为艰难，直到乾、嘉以后，这一过渡才基本完结。

顺治年间，在庄园内部出现了以“老佃户”和“现佃户”为代表的租佃制因素。他们多半是庄园余地的开垦者和带地投充的投充人。“老佃户”按规定交纳一定的“年贡”，同时拥有土地的永佃权，庄头一般不能任意更改租率。“现租户”是租种庄地的普通佃农，按年输租于庄头，与庄园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133]在汉民带地投充庄地上，多数是由投充人招民佃种，向家主交纳地租，表明王公庄园内部潜在滋长着地主经济因素。与此同时，“因充差之壮丁，滥逃者颇多，以致差银无着”，直接影响到庄园主的收入。[134]宗室贵族逐步改行新的剥削制度：一种方式是将庄丁、壮丁承领的庄地按亩征收租银，另一种形式是满、汉农民向庄头、壮丁典种、佃种庄地，按亩交纳租银，使租佃关系进一步滋长起来。清廷为了保障王公贵族利益，曾严禁壮丁典当盗卖庄地。但是，从清初以来，盗典庄地的行为却层出不穷，根本无法制止。康熙年间，星尼贝子（礼亲王代善曾孙）坐事削爵，家产入官，以后庄地陆续被庄丁偷典，多达1500垧。[135]壮丁不断盗典庄地，是领主经济萎缩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