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也是“八旗生计”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数十万八旗子弟久居京都，兵额有限，人口加增，又不事生产，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乾隆时人沈起元《拟时务策》指出：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91]这里虽然是指旗人整体而言的，同样适用于宗室、觉罗。

宗室、觉罗生计问题中最突出的，是祖遗老圈旗地的大量典当流失。清朝初期，包括宗室、觉罗在内的旗人均在京畿或关外等处占有土地，但他们从未躬耕畎亩，而是将土地陆续租给了昔日的包衣和民人。租出的土地分散在京畿方圆数百里内，远者更在关外，宗室、觉罗局守京城，行动受到严格限制，若差人讨租，往返盘费又将所得租银随手花销。这种状况加快了旗地转入民手的过程。何况许多宗室成员从不直接过问生产，委托庄头经营，有的连田亩四至数额都不甚了了，听任管家与庄佃隐匿盗典。有些宗室、觉罗，祖上原占有大片地产，但世代分家析产的结果，子孙所得份额越来越少。由于经济势力大为削弱，难以抗御天灾人祸的侵袭，成为旗、民地主巧取豪夺的理想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