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宗室成员尤其是中下层成员落到卖房典地、穷困潦倒的境地，除了习于挥霍、不事生产等自身原因外，与剥削的加剧，吏治的隳坏也有直接关系。\优-品·小~税*网/ -耕^歆_嶵¨全^乾、嘉年间，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旗民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有当铺75座。乾隆年间，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00余家。宗室、觉罗养赡银米发放有时，一旦临时急用，往往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者乘机网罗射利，嘉庆年间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描写北京城内放高利贷的情景说：

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诗末附注云：“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107]清制：放债1两，不准超过3分取利，但文字规定近乎具文。北京城内麇集的高利贷商以晋人居多，为了能牟取暴利又不与法令明文相牴牾，往往强迫借钱人在契据上多写钱数，后者在饮鸩止渴之余惟有忍气吞声，任由债权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旗人尤其受害”。\x·q?i+s,h￠e*n￠.?c_o′m￠

至于山东人开办的老米碓房，不但经营碓米，且兼放高利贷，以旗人为盘剥对象，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清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从八旗官员，到米仓书役花户，开始肆无忌惮地勒索、苛剥宗室、觉罗。镶红旗宗室希阐一支四房原有祖遗蓝甲20副，每副蓝甲应领银2两（扣除所谓“剪伤剪工”等项耗费，实领银1两8钱）。奉恩将军、头等侍卫兼宗室佐领近光自恃有权，于每月放银之际从中克扣，自光绪四年七月起扣至八年十月，共扣希阐蓝甲银324两3钱。与此同时，近光还扣除宗室文景、宗室妇吴佳氏、富察氏等人蓝甲银。[108]佐领是旗人的“父母官”，专主一方，有权有势，普通宗室明知银数不足，多数只好隐忍不发，以至流弊滋蔓，贪风日炽。

米仓书役花户勒索宗室的事也时有发生。同治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件咨文称：正红旗下奉恩将军安禄持米票到富新仓领米，有本仓花户张五向他勒索钱文。他赴案呈告后，官府派衙役传唤张五。张五藏匿不出，还托他人传话：“要打米，每石按八吊合钱。`二_八`看~书?网¨ ?耕/薪~最*快`”安禄无奈，只得再次“赴案喊告”。[109]一位堂堂的奉恩将军，却被米仓的花户捉弄得犹如“老鼠戏猫”，仓场中的黑暗内幕可想而知。不过，更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集体克扣的大案，道光八年镶黄旗宗室国霖赴衙门呈控富新仓花户曾八等人，自称：本年正月本佐领应关三色米549石，花户曾八因索讹钱文不遂，每佐领下硬给土米17石。有富、关两位参领见有土米不肯再领，曾八将参领请回“商量”，最后议定，每佐领下给曾八票钱8吊，另外每石米索要钱250文，抬斛等费60文。据国霖说，仅他所在佐领，就应给曾八钱180余吊，满洲85个佐领，曾八共索要钱11300余吊；管库领催海清阿等又每名索钱10文，共索要钱300余吊；各佐领为发放米石，只好陆续付给云。国霖气愤不过，先赴仓场衙门呈控，衙门官员并未穷办，而是行文镶黄旗询问“曾否行贿”，参、佐领等深知行贿干犯科条，按律当罪，均不敢承认，并命领米领催出具“并无行贿”甘结，欲行咨覆仓场衙门。这本来是官吏朋比为奸、贪赃分肥的陋规，行之既久，当事者早已见多不怪。国霖初任其事，不谙内中情弊，贸然捅出，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在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呈文中写道：“众供确凿（指“并无行贿”），势必将我参办，我实在情急，赴案呈告”云。[110]其时，八旗官员自都统而下，参领、佐领、领催中，清廉自持的凤毛麟角，贪黩的官员们上下其手，侵渔苛剥。此种现象在旗人中叫作“上和下睦”，“你吃肉我喝汤”，“谁也不能掐谁的咽喉”，“水贼不过狗跑”。无非上下分肥之意。

普通宗室、觉烺领取米石不仅要受到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