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缺乏资金，当时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没有保证，且逐年减少。+顽¨夲`鰰￠栈? .芜?错.内~容/

第二是工厂的生产性质不明确，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还管读书学习，仍带有养赡本族贫人的寓意。经济负担重，难以盈利，也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正蓝旗第三族钟继佐领下学生普忠、普珉在给载涛贝勒（当时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业期满领凭归家后，父亲病故，家境日见艰难，母亲在外佣工，所得佣资每月二圆左右，只自顾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艺又未精通，实无谋生之路。并“恳求贝勒爷恩准，生等归回教养工厂重习二三年，得一技之长亦求生业”云。[6]可见教养工厂仍带有福利院、救济院的性质。

第三是许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恶劳旧习，或在厂不认真学习，或干脆不辞而别。宗人府教养工厂经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准毕业工徒回厂的启文，如：“长裕系正蓝旗第五族锡麟佐领下，因假久未到厂，现奉堂谕著即斥革”；“本厂毕业工徒正红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红旗第五族宗室贵钟、正红旗第三族宗室玉铨呈请回厂，复经检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懒惰，奉堂谕著不准回厂。”镶蓝旗宗室棨泰、铁钟两名，入第二工厂未久，前后藉假外出未归；又宗室毓达，入厂后屡犯过失，有违厂规，均被开除。`二_八`看~书?网¨ ?耕/薪~最*快`在《宗人府堂》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些工徒离厂前“顺手牵羊”的记录：镶蓝旗六族宗室斌福，请假久不回厂，携去单、夹裤褂各一套；正红旗头族宗室裕清从第一工厂毕业时曾将工厂衣裤携去，以后他申请再次入厂时，奉堂谕：“不准回厂。”更恶劣的如镶红旗工徒寿年、寿益、恩浚等人，还未入厂报到，就携领到的服装两套，被褥各一份扬长而去。[7]类似的例子难以毕举，说明宗室贵族子弟告别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养成劳动习惯，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以后，北京城中宗室、觉罗子弟的就业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民国37年（1948）有关北京城内100户满族居民的调查：工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手工业工人占14%，职员、技术人员占8%，警察占3%，其余各类人员占12%。[8]这份调查所反映的，是满人就业的一般情况，同样适应于普通宗室、觉罗子弟。民国初年，北京城内60余万满族人口中，宗室、觉罗以及他们的眷属约有7万之多。?g`o?u\g!o¨u/k.a·n?s¨h?u~.`c_o?m^[9]他们自谋生计的过程，也就是平民化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满族人很快浑然莫辨，陶融一体。

二 小朝廷的覆亡

图59 逊帝溥仪“谕旨”（宣统十一年，实际民国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清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凭借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陈规旧制丝毫未变。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依旧把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奉若神明。即使北洋政府的新贵们，也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原句为‘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状况。[10]

溥仪在宫内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对旧臣遗老不断进行封赠赐谥，纪年仍用“宣统”年号，甚至继续召用阉人。太监及宫内各项执事人役犯罪，仍由内务府慎刑司审判治罪。对此，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民国政府参政院的一些官员也不断提出批评。民国政府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清皇室遵守民国法律，奉民国正朔，经过反复协商，于民国3年（1914）12月26日制定“善后办法”七条。内容包括：

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