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历数月图成，名“台湾全图”；同时又绘各番族情状等图36幅。光绪元年十月，沈葆桢赴任两江总督，将《全图》与《图册》携至上海装裱，于光绪二年初竣工。是年二月初六日，沈葆桢上折具奏，言明委托赴京候选的张斯桂将《全图》、《图册》及奏折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为进呈御览。那么，《全图》与《图册》绘制时间就应是光绪元年七月至九月；其主持为沈葆桢，总管为张斯桂，具体测绘者为船政学堂艺生(又称“艺童”，即学生)。

这个结论大体是正确的，但细算一下，又有疑问。沈葆桢在接到上谕后，不足半月，于七月二十二日就已离开台湾，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的张斯桂、沈氏麾下的测绘骨干团队即船政学堂的外籍教员和艺生亦随其返闽，他们怎么能又在台岛进行了“数阅月”的测绘呢？

其实，沈葆桢主持的台岛测绘工作早就开始了。针对日方提出的台湾东部番族不属清朝管辖的谬论，沈葆桢主张台湾的全岛防御。而这就必须开山抚番，打破自清康熙以来施行了150余年的横亘于台岛东西部之间、隔离平原汉族与山地原住民的番界，将原本封闭、自治的台湾东部的广大山区及罗布其间的诸多番社置于清廷的实际有效的控制之下，使之前分割的台湾形成一个整体。而清晰掌握原本陌生的台湾东部沿海、山区及番族分布情况就是重中之重。为此，沈葆桢赴台之前就为测绘台岛地图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在其率领的由15艘舰船组成的援台舰队中，有一个由船政学堂洋教习和艺生组成的庞大的精于测绘的团队，甫一抵台，便迅速展开了测绘工作。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初四日，沈葆桢抵台南之安平，遂“饬长胜轮船同通晓算法之艺生转入后山周围，量水浅深，探其形势。……五月二十一日……长胜轮船测量水线归。据称，后山除苏澳外，并无深稳海口可泊巨艘，而短艇小船则随地可以来往。其对准牡丹社山后之海口，已望见倭兵营帐等语”注274。在随后进行的开山抚番的各支队伍中，也都安排有专职测绘的洋教习与艺生。如“(同年六月)十一日，臣霨留曾元福、薄郎等于凤山，募勇练军，躬驰归郡，将所勘营地绘图贴说带归，与臣葆桢商酌”注275。又如“(同年六月)查办倭人刘穆斋失银一案，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十七、十八等日，附近社番，闻有官至， 俱陆续前来。十九日，别有加冬社番目带子四人叩谒。该员均加慰谕，各欣跃而 归……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注276。同年八月，法国工程师帛尔头、鲁尔二人，枪炮教习都布阿等四人勘绘并完成了《安平炮台图》。注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