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被抄写出来以后，谁去读它？阅读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人去哪里才能读到这些文本？他阅读这些文本的机会又有多频繁”？(52)

在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便能充分地理解书籍的雕版印刷对于中国文学影响的巨大且深远。因为只有印刷才使标准化的文字、毛笔和纸张，自诞生以来达到它们最佳的组合效果，它足以使“书写”这一活动的物质性得以固定地保存和传播。只有在印刷的影响下，才能“使人们较为方便地把文本携带到遥远的地方”(53)，人们才有可能拥有大量的私人藏书，拥有比以前更为广泛的阅读，知识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扩张。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载：“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人。”(54)

我们可以想象，书籍印刷的确在动摇着人们对于传统书籍文本的信念。纸张、毛笔和标准化的文字使人们能够在吟咏一首诗之后毫不费力地把它书写下来，而印刷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这首诗阅读、传播的时空范围，并且以固化的文本形式使这首诗在流传的过程中，避免了过去文本在抄写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舛误和误解。东汉熹平年间，蔡邕将石经碑立于太学门前的事实也说明，假若没有印刷，要保证知识的正确流传则需要竖立更多的碑铭石刻供人摹写传抄。而且“写本时代，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55)。总之，印本传播的方式加快了书籍的定型化程度，使作品内容的质量更有保障地传达给更多、更低层的受众，其目标人群相比于抄写传播也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