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纸张书写和印刷文本的便捷，以及受众的广泛，使人们几乎可以忽略自己写作的成本，只需在意文学创作的精益求精以及作品在受众传播的美誉反馈。\x·q?i+s,h￠e*n￠.?c_o′m￠清代袁枚曾说：“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56)这里所谓“字立纸上”其实是要求文学语言达到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形象化效果。若要做到“字立纸上”，除了作者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文学天赋之外，还需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润色。

中唐时期，虽有纸张之便，但是穷困潦倒的贾岛仍以腹内“推敲”吟咏来写作诗句。由于其写诗目的除了抒发现实给予自己心中的郁闷外，其主要是见赏于考官，乃至于贾岛曾在自己的诗句下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故其受众范围最初也局限了作品的传播与影响。

据史载，韩愈是较早赏识贾岛的名士之一，《新唐书·贾岛传》（卷176）、《唐诗纪事》（卷40）(57)都记载了韩愈因怜贾岛诗才，劝其还俗应举之事。由此，贾岛作品首先是在友人与科场士人间传播。.删¨芭?墈′书!网+ *芜_错+内`容\姚合等人的诗文记载了贾诗阅读流传的情况，从“新诗有几首，旋被世人传”（姚合《寄贾岛》），“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姚合《哭贾岛二首》），“无限风骚句，时来日夜闻”（李频《哭贾岛》），“青门临旧卷，欲见永无因”（无可《吊从兄岛》）等诗句，以及苏绛“妙之尤者，属思五言，孤绝之句，记在人口”（《贾司仓墓志铭》）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看贾岛作品的传播依靠的是诗歌的阅读传诵，且作品影响多在其死后才得以重视。

北宋时，同样潦倒的陈师道却常将自己拟好的诗句贴于墙上，闭门觅句，反复修改，只求栩栩如生、形象生动。由于苏轼、黄庭坚等人作品当时已有版印流行，其“闭门觅句”的动因或者并不像贾岛那般单纯。因为宋人作诗除了科举以外，还有商业市场需求的刺激。由此，作品版印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人们开始憧憬以自己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成绩，换取当世的文学盛名，乃至未来“版印流芳”。所以，北宋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当时都很在乎自己作品在受众中传播的名誉反馈。总体而言，虽然同样是苦吟写诗，出现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宋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由于印本传播的出现而有了区别与变化。*幻!想?姬/ +免^肺!跃^渎·由于印本文学在北宋社会的运行方式和运作机制不同于写本时代，文学的社会身份及文化功能在此时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北宋时期，由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集子在民间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书商坊刻纷纷刊印售卖谋利。尽管民间对苏轼集子十分喜欢推崇，然而坊刻苏集因未经作者本人编阅，舛误甚多。据记载，当时有人曾以澄心堂纸请苏仲虎求取其祖父苏轼的书法作品。苏仲虎遂取出当时流行的京师印本《东坡集》，诵读其中一首诗，请祖父亲书其诗句。当读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两句诗时，坡公搁笔怒视仲虎说：“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后来，才知道东坡诗句本为“春醪”，而京师印本却误将之印成了“香醪”(58)（《邵氏闻见后录》卷19）。

由于当时书坊错误拙劣地版印自己的作品，苏轼曾愤然对陈师道说“欲毁其板”（《与陈师道书》）。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句气话罢了，原因是书籍版印的广泛传播客观上成就了苏轼的文名传扬海内外。具体事例：一则是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曾说自己出使燕京时，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曰：“令兄内翰（苏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而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载，张芸叟出使大辽，宿幽州馆中，“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二则是宋李廌《师友谈记》记载，章元弼貌丑，曾娶妻陈氏，甚端丽。“初《眉山集》有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