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足见由于印本的流行，当时士人喜读苏轼作品痴迷类此。这才导致当时就有“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59)等这样的说法。

对于上述唐宋文人的文学创作，我们除了该赞赏他们“苦吟”和“谨严”的创作态度，更应看到要做到这些，若以传统竹木作为书写载体，辅以“手抄笔录”作为传播手段，即便有“书刀”刮拭之便，书家圣手“传抄”之勤，其传播成本仍是太高了。所以，尽管苏轼抱怨过印本乖谬，但是其作品的印刷流传，客观上的确造成其诗文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纸张的应用，以及印本传播所造成的名利诱惑，确实也鼓励了当时人们的创作热情，使文学创作和“立言”成为一种建立在便捷媒介基础上的，更为普及广泛的人类精神活动。

三

谈到印刷术对于文学的影响，就免不了要谈论印刷术的产生，以及书籍刊刻的滥觞与诸多流脉。关于古代书籍印刷，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历史记载、印刷刊记、避讳缺笔等确定其真伪及年代。然而从古至今，古汉语类似于“刊”、“刻”、“雕”、“版（或板）”、“本”、“勒”等之类字词颇多，其具体语境含义与我们现今理解的“印刷”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还不能完全据此来推测印刷术的产生时间。这是因为古代文字的表述有歧义，单以所谓“书本”、“雕撰”、“模勒”、“印子”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来推断印刷术之产生，难免使人生疑。因此，我认为要推断印刷术的产生，需要实物证据和文字证据相互印证，而尤以实物证据最为可靠。目前，完全符合这两样条件的推断并不多。